COP30 在巴西貝倫落幕，會議在氣候融資與森林保護上取得進展，但始終未能就「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達成共識。與此同時，場外由原住民族與社會團體發起的「人民大遊行」成為焦點，訴求尊重土地主權、反對企業掠奪與軍事衝突，凸顯氣候正義與社會不平等的深層矛盾。
這場行動不只是街頭抗議，更揭示社會風險如何迅速演變為政治與財務的不確定性。也因此，「不平等與社會相關財務揭露專案小組」（Taskforce on Inequality and Social-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ISFD）所推動的框架更顯重要——提醒企業與投資人，忽視不平等可能帶來聲譽損失、合法性挑戰，甚至演化為系統性財務風險。
從街頭到財務報告：社會風險正快速轉化為財務風險
TISFD 作為全球新興的永續揭露框架，旨在要求企業與金融機構公開「社會不平等」相關的財務資訊，補足 ESG 中長期被忽視的 S（Social）面向。其核心理念聚焦於揭露企業在社會層面的 影響（Impacts）、依賴（Dependencies）、風險（Risks）、機會（Opportunities），簡稱 IDROs。
涵蓋範疇包括勞動權益、薪資公平、社區影響、人權保障與多元共融等議題，藉此防止社會風險進一步演化為系統性財務風險。
在 COP30 會議期間，場外由原住民與社群領導的抗議行動，凸顯了土地與資源保護以及社會正義的重要性。這些行動不僅強化了 TISFD 在國際談判中推動「氣候正義」的正當性，也顯著提升其在南半球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同時，本次峰會在人權相關議題上取得突破，為社會層面的公正轉型開啟了新的契機，進一步驗證了 TISFD 框架在全球永續治理中的戰略價值。
亞馬遜的吶喊：COP30「人民大遊行」
COP30 原本被寄予厚望，作為《巴黎協定》簽署十週年的里程碑，外界期待能在淘汰化石燃料與加速氣候融資上取得突破。然而，會議初期因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責任分配上爭執不下，談判陷入僵局，在此背景下，原住民社群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發起了「人民大遊行」，希望以群眾壓力迫使各國代表正視氣候正義的核心議題。
2025 年 11 月 15 日，巴西貝倫舉行的 COP30 迎來最具震撼力的活動「人民大遊行」，這場由亞馬遜原住民領導的大型示威遊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上街，要求在正在舉行的 COP30 氣候峰會，聆聽原住民族與環境捍衛者的訴求，將氣候正義置於談判核心。這是自 4 年前 COP26 以來，在聯合國氣候會議場外首次出現的大規模民主示威。
遊行中最具象徵性的畫面包括象徵地球的巨型海灘球，以及寫著「Protected Amazon」的旗幟，訴求守護亞馬遜雨林。部分示威者以「化石燃料葬禮」的棺材道具批判政府與企業依賴化石能源，凸顯對「假解決方案」的警告，透過鼓聲、歌聲與原住民族的文化展演，使整場遊行同時具有抗議性與儀式性。
遊行參與者的共同訴求集中在五大方向：加速淘汰化石燃料、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保護森林避免成為商品、推動公正能源轉型，以及增加氣候融資以支持弱勢社群。許多媒體報導指出，此次示威反映民間社會對 COP30 談判的期待與壓力，提醒各國領袖氣候政策不應停留在數字與承諾，而是關乎人類與生態的生存。
儘管目前公開資訊顯示 COP30 最終協議仍未納入化石燃料淘汰時程，但示威行動已成功聚焦全球視線，重新凸顯亞馬遜、原住民族與氣候正義在國際談判中的重要性。圖片來源：Ueslei Marcelino/COP30
COP30 之成果與突破
COP30 吸引近 200 國代表與數萬名民間社群參與，雖未能制定化石燃料淘汰的強制性時間表，但在氣候融資、全球適應目標、公正轉型與原住民族參與方面，創造了多項歷史性的「第一次」。
在融資領域，COP30 呼籲到 2035 年每年動員逾 1.3 兆美元氣候資金，並承諾將適應資金翻倍，以支援開發中國家與脆弱社群。會議首次引入 59 項全球適應指標，涵蓋基礎設施韌性、糧食安全、公共衛生與水資源管理，為未來監測與政策評估提供依據。
森林保護亦成焦點，巴西與多國提出縮小每年 668 億美元熱帶森林融資缺口的路線圖，並啟動「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 TFFF），為碳市場與綠色投資注入新動能。
在社會正義層面，COP30 首次正式納入「公正轉型」概念，建立「貝倫行動機制」（The Belém Action Mechanism 簡稱 BAM），賦予工會與勞工組織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框架下的正式角色，確保能源與經濟轉型過程中不犧牲勞工、弱勢群體與原住民族的權益。
最具象徵意義的是原住民族的歷史性參與，COP30 創下原住民族領袖出席人數最多的一屆，並首次納入「政府間土地權屬承諾」（Intergovernmental Land Tenure Commitment），保障原住民族、地方社群與非裔後裔的土地權利。
另有 18 億美元資金專門用於支持原住民族土地管理與森林保護，象徵他們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決策者之一。
另外，COP30 首次達成「甲烷承諾」的制度化安排。超過 150 個國家同意在 2030 年前將甲烷排放量減少至少 30%，並建立跨國監測與技術合作平台。此舉被視為對短期氣候升溫的關鍵回應，因甲烷的溫室效應遠高於二氧化碳。
值得注意的是，甲烷減排涉及能源、農業與廢棄物管理等產業，這些領域同時牽涉勞動權益、社區影響與公平分配等議題，與 TISFD 所強調的社會揭露面向相互呼應。
雖然全球減碳承諾仍屬自願性，COP30 卻顯示氣候談判從單純排放管控，轉向跨領域治理與社會正義的重要一步。制度化的對話機制、公正轉型承諾與原住民族的制度性納入，為全球氣候行動注入制度與社會雙重推動力，也為未來能源、環境與社會政策整合奠定基礎。
COP30 抗爭與社會壓力：加速 TISFD 成為新治理框架的催化劑
COP30 不僅是全球氣候談判的重要場域，也成為社會衝突全面浮現的時刻。場外原住民族與社會運動的大規模示威，將氣候治理中的不平等與土地爭議再度推上國際焦點。同時，也使 TISFD 這類強調科技、制度、社會、財務與發展轉型的跨領域治理框架獲得更多關注，凸顯其在永續治理中的戰略價值。
1. 抗爭凸顯「社會」是 ESG 的核心風險，而非附屬議題：
COP30 期間，原住民族與環團透過街頭、文化行動與河路示威，抗議土地掠奪與森林破壞。
衝突反映出社會議題對氣候治理的直接影響：土地爭議會延宕能源與森林專案，人權問題可能摧毀企業聲譽，而不平等則削弱政策合法性。這使「社會風險」可能成為影響碳市場、融資流向與永續投資的核心變數。
2. 投資人開始意識到社會風險的財務性後果：
COP30 過後，投資人與金融機構將愈來愈關注專案是否尊重 FPIC（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自由、事前、知情同意）、是否有社區衝突風險以及能源轉型是否公平。
COP30 場外原住民族與公民團體的大規模抗議，要求在氣候治理中獲得更大話語權，迫使政府與企業正視社會排除與不平等問題。這類壓力也使跨領域分析工具如 TISFD 在企業與投資人的風險評估中愈加受到關注。
3. 企業需證明其氣候行動不造成社會傷害：
COP30 的示威者要求全球氣候政策必須保障土地、文化與生計權益，這意味著企業未來需揭露其專案對社區、人民與文化的影響，並確保不製造新的不平等。
TISFD 等新興框架可能成為企業治理與氣候合規的新工具，用以評估社會衝擊。
總體而言，COP30 的抗爭揭露了氣候行動中的深層社會缺口，也暴露出全球制度尚未整合社會、公平與金融風險。而 TISFD 所反映之跨領域治理需求比以往更迫切，預期未來的氣候政策、永續金融與企業治理，都必須將社會風險置於核心位置，而非過去 ESG 中被忽略的附屬項目。
台灣企業應強化勞動與薪資公平，尊重社區與原住民族權益，同時將社會風險納入財務揭露與治理，並推動跨領域合作以提升永續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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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授權轉載自CSRone，原文見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