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指出，除了變革減排方法學和監管程序之外，碳權的使用應當回到初心，即碳權應被視作對全球氣候行動的貢獻，而非用來抵消自身排放。
不知情的農民
來自安徽的三位農民沒想到，他們的水稻田會與全球知名的幾大能源公司產生關聯。在2022年至2024年期間，殼牌銷售的「碳中和液化氣」正是透過這些水稻減排項目產生的碳權來抵消其碳足跡的。
在亞洲，農民通常採用水淹的方式來種植水稻，這可以排除水稻生產期的絕大部分雜草，但水稻根系處在厭氧環境中會產生強效溫室氣體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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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水稻種植排放的甲烷近933萬噸，占農業甲烷排放的39.1%，是繼養殖業之後第二大農業甲烷排放源。這些碳權項目則要在水稻生長期間，通過歇性排幹稻田中的水，減少水稻被水淹的時間，從而實現甲烷減排。
根據這些減排項目的項目書，三位農民的稻田來自三個不同的項目，但都采用乾濕交替種植法。然而，他們表示，從來沒有人以減排為由向他們介紹過這種種植法，他們也從未聽說過碳交易。
三人中，只有一位來自安徽桐城的農民在過去幾年嘗試過乾濕交替種植，但僅是他經營的稻田中一小部分，多數農田仍然採用傳統的持續灌溉方式。
這位農民還說，當地農業部門在約10年前推廣過乾濕交替灌溉方式，但水稻種子與他們平時種植的不同。「當時推廣也是志願的，他們就講搞水比較困難的田塊可以這樣種。」他說。但他觀察，新種子的產量不如以往，這會導致收入下降：「我種了幾畝（乾濕交替），這種米好吃，我就自己種來吃，其它的都是傳統方法。」
安徽是中國主要的糧食產區之一，桐城的農田以丘陵和平原為主。這里河流、湖泊交錯，農民們通常不會有用水之憂。但這位農戶說，農田的灌溉依靠河水，在極端乾燥的季節也會缺水，近幾年尤甚，當地推廣乾濕交替的種植方式主要就是為了應對極端乾旱。
中國主要水稻種植區之一安徽的水稻梯田。圖片來源：View Stock / Alamy
這些碳抵消項目開始於2018-2020年。Verra表示，自2022年年底起，他們花費了一年半時間對可疑的水稻項目做了質量審查。Verra一位發言人說，他們發現的問題包括：項目的實施情況未能如實反映、排放參照基線不準確、項目的核查和驗證不夠充分，但他未提及有多少項目存在真實性問題。
一家叫做Ecoptima的碳信用評級公司在進行大數據分析時發現了這些項目中存在異常。在過去兩年，他們聯繫了70多家地方農業主管部門和其他相關政府機構，得到的回覆是：在他們轄區內，沒有在Verra系統下開展的水稻碳信用項目，或是沒有授權任何機構開展此類項目。
這些證據顯示，在Verra撤銷的37個項目中，至少有19個項目並未真正實施，除殼牌外，中石油一家子公司、英國能源公司OVO等公司也購買了這些碳權。
另外，還有87個尋求碳信用認證，但尚未完成認證流程的項目也存在同樣問題。這些項目占迄今為止在Verra申請認證的中國水稻項目總數的近40%，分布在中國的13個省和直轄市，平均每個項目所宣稱的年均減排量約為57,000多噸二氧化碳當量。
「幽靈項目」的造假模板
項目書顯示，這些問題項目都有極為相似的組織和管理模式。它們通常由一家當地農業公司和一家碳交易諮詢公司合作開發，都聲稱與當地農業部門合作或得到支持；這些公司或農業技術研究機構對農民進行技術指導、對項目品質進行把控；新的灌溉技術要求更精細的水管理，
因此這些項目都宣稱在項目開始前就由開發公司或當地政府投資，根據中國的高標準農田建設要求改進了灌溉系統。
在安徽的減排項目中，沒有任何一個項目地按照項目書所說改進了灌溉系統。桐城的一位農民稱當地仍沿用過去幾十年使用的灌溉系統，在進排水時需要將土田埂挖開再回填；另一位則表示，當地的農田改進了灌溉系統，但與項目書所稱時間不同。
項目書顯示，這些項目在當地推進都極為順利。項目啟動前，項目開發方通常僅召開了一次有當地農戶代表參加的利益相關方會議，就為項目爭取到「綠燈」。
以安徽桐城項目為例，項目書說，這次會議讓農民了解到間歇性灌溉種植的好處，儘管此前他們絕大多數從未聽說過碳交易、志願碳標準等概念，但都支持項目落地。
受訪的農民提到，對於他們來說，新技術的收成和收益是他們最關心的。其中一位農民說。間隙性灌溉技術從未在當地普及，正是由於其收成比不上持續灌溉方式。
中國的民間機構思力生態替代技術中心在雲南推廣水稻減排技術。機構執行主任左智說，低碳水稻栽培技術能實現穩產、甚至增產，但有的技術需要增加投入來實現。然而，他發現在排灌設施不完善的地區，農民對交替灌溉何時排水或蓄水時常感到困惑；
蓄水後，還可能因為擔心此後面臨乾旱而不舍得放水。中國各地面臨的自然和地理環境差異巨大，左智認為，這就需要因地制宜，推廣不同的減排技術。
另外，中國大量農田、尤其是南方主要由留守老人管理，「說減排的時候，他們很難理解這樣一個離生活很遠的概念。所以我們主要從如何在氣候變化下做到穩產、增產角度來溝通。」 左智說。
失靈的「守門人」
在自願碳市場上，項目開發商根據 Verra 這樣的標準制定者所認證的方法學開展減排項目，標準制定者則依賴於外部獨立審核機構（validation/verification bodies）對項目的真實性和質量進行核查、驗證。
審核機構要通過標準制定者的資質審核，接受評估，嚴格遵守規定並維護認證體系的公信力。然而，自願碳市場上這樣的「雙守門人」制度已被證實多次失靈，市場信譽搖搖欲墜。
2023年初，包括《衛報》在內的三家新聞機構發表調查指出，Verra簽發的90%以上的雨林碳匯誇大了減排量。今年11月發表在《自然通訊》上的一份綜述性研究發現，在全球2300餘個減排項目中，僅有不到16%的碳信用實現了實際減排，
除森林碳匯外，這些項目還涵蓋清潔爐灶、溫室氣體六氟化硫（SF6）和三氟甲烷（HFC-23）消除等多種類型，覆蓋了近1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已發行碳信用總量的五分之一。（延伸閱讀：全球碳權成效低，不到2成符合實際效益！為何風電幾乎沒有額外減排效益？）
研究的作者提出，碳信用的質量取決於碳權標準的嚴謹性、項目開發者是否嚴格執行標準，以及第三方審核機構和碳信用標準機構的監管力度。現有模式下，審核機構由項目開發方進行選擇並支付費用，這可能促使審核機構為迎合開發方而放松核查。
新聞網站氣候之家對殼牌購買的的安徽水稻碳權項目進行了衛星圖像分析，發現項目中的稻田被人為劃分為更小的地塊，以規避大規模項目所面臨的更嚴格的標準。
一位在中國長期從事碳交易的專家說，過去，審核方想方設法幫助項目開發者完成「符合」碳權簽發機構要求的文件是業內公開的秘密。
碳信用再思考
研究機構碳市場觀察（Carbon Market Watch）政策專家喬納森·克魯克（Jonathan Crook）提出，由標準制定者而不是開發方來指定審核機構將可能降低上述風險。
發現水稻減排項目可能有問題後，Verra將部分原因歸咎於項目採用的方法學不完善。2023年3月，Verra宣布停用所有使用這一來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方法學，即方法學AMS-III.AU，開始新的方法學研發。Verra還要求涉事四家審核機構提交整改計劃。
與此同時，在Verra尋求認證但尚未完成認證流程的中國水稻碳抵消項目超過200個，隨著該方法學被停用，Verra宣布中止所有這些項目的申請。
Verra發言人在回覆我們的郵件中承認，涉事四家機構的審核未能達到應有的獨立性和嚴謹性要求，「這種情況前所未有，嚴重到可能引發制裁，包括中止其審核資格。」Verra表示，目前正在審核這些機構對問題的回應及整改計劃。不過迄今為止，他們的相應資格並未受到影響。
德國柏林智庫阿德菲（adelphi）的碳市場與定價高級經理陳志斌告訴對話地球，碳市場機制的完善需要從市場的供需兩方去實現。
一方面，要不斷促進減排標準和項目品質的提升。比如，2021年成立的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 (The 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簡稱ICVCM)
透過制定核心碳原則（Core Carbon Principles，簡稱CCP）評估自願減排機制及相應方法學是否達到要求，並為達到要求的減排機制及方法學貼上CCP標簽，透過這種「雙重評估」為市場篩選出更可信的碳信用。
另一方面，不斷引導企業如何更好的使用碳權，「要區分哪些是依靠自身能減排的，只有暫時減不了的，才使用碳權。」他說。
克魯克也認為，解決當前碳市場問題應放棄量化每個項目抵消了多少排放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這多被企業用來「漂綠」。
「對於企業和購買者來說，碳權應被視作對全球氣候行動的貢獻，而非用來抵消自身排放。」他說：「『貢獻』這一理念是取代過時且漏洞百出的抵消模式的迫切選擇。」
※本文轉載自對話地球，原文為：碳信用危機：「幽靈」水稻項目暴露自願碳市場監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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