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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作文比賽的時代結束了!台灣的自然治理準備好了嗎?

ESG作文比賽的時代結束了!台灣的自然治理準備好了嗎?
撰文: 張豐藤/前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北高雄社區大學校長     分類:ESG快訊     圖檔來源:玉山國家公園 日期:2026-11-18

過去幾年,ESG成為企業界最熱門的關鍵字。從減碳承諾、淨零路徑,到植樹造林、生態保育,各大企業的永續報告書愈來愈厚,內容也愈來愈精美。但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始終存在:企業究竟改善了多少環境品質?還是只是把原本的公益活動與環保措施,重新包裝成一篇篇動人的永續故事?

這場「ESG作文比賽」,恐怕已經走到轉折點。因為國際永續治理正在發生一場重要變革:從企業自願性的環境承諾,逐步走向具有國際標準、財務重大性與可驗證資訊的永續揭露制度。

 

而繼氣候變遷之後,下一個值得企業高度關注的議題,就是自然與生物多樣性。

 

從碳排放到生物多樣性,企業風險正在重新定義

 

2023年,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SSB)發布IFRS S1與S2兩項永續揭露準則,分別針對永續相關財務資訊及氣候相關風險建立揭露要求。

 

台灣金管會也已啟動上市櫃公司分階段接軌國際永續揭露準則的政策。這代表企業不能再只用漂亮的文字說明自己如何重視環境,而必須進一步揭露永續風險如何影響營運、財務前景與企業價值。

 

但氣候風險只是開始。同樣在2023年,自然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NFD)正式發布建議,將企業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歸納為四個核心面向:依賴、影響、風險與機會。

 

企業不只是自然環境的使用者,也是自然環境的影響者。例如,半導體產業高度依賴穩定的水資源供應;農業與食品產業依賴健康的土壤、授粉昆蟲與生態系統;能源與大型基礎建設則可能改變土地利用、棲地連通性及物種生存條件。

 

當水資源不足、生態系統退化、重要棲地受到破壞,影響的不只是環境保育,也可能直接轉化為企業營運成本、供應鏈中斷、開發延宕,甚至投資風險。

 

ISSB已進一步推動自然相關揭露規範的發展,並參考TNFD架構。雖然市場上有人將未來的自然揭露準則稱為IFRS S3,但目前仍不能將它視為已正式發布的準則。

 

然而,國際資本市場關注自然風險的方向已經十分清楚。自然不再只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而正在成為企業必須認真管理的經營風險。

 

自然風險比碳排放更複雜,因為每一塊土地都不一樣

 

氣候變遷可以透過溫室氣體排放量建立相對一致的衡量基礎,但自然與生物多樣性具有高度的在地特性。

 

同樣一公頃土地,可能是一般草地,也可能是瀕危物種不可替代的棲地;同樣一片森林,可能提供水源涵養、土壤保護、生物棲息及生態廊道等多重功能。

 

這些價值不能簡單用面積或植樹數量相互抵換。TNFD因此提出LEAP方法,協助企業辨識營運與自然的接觸位置、評估自然依賴與影響、分析風險與機會,最後制定管理策略及揭露資訊。

 

這套方法帶來一個重要觀念:企業必須真正了解自己所在的土地、使用的水資源,以及周邊生態系統的狀態。問題是,企業要到哪裡取得這些資訊?

 

如果重要物種、棲地分布、土地利用、水文及生態監測資料分散在不同政府機關,企業即使願意投入,也很難有效進行自然風險評估。

 

這就帶出一個值得政府正視的問題:當國際準則開始要求企業管理自然風險,國家是否已經提供足夠的科學資料與治理制度?

 

台灣已有TNFD在地指引,但更需要國家級治理體系

 

今年6月,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發布《臺灣TNFD在地操作指引》,將國際LEAP方法與台灣的生態資料、土地區位、物種敏感度及保育政策結合。

 

延伸閱讀:台灣首部TNFD在地指引發布:企業如何盤點生物多樣性風險?LEAP四階段重點一次看

 

這是值得肯定的重要一步。但指引只是起點。企業需要的不只是一本教導如何評估自然風險的操作手冊,而是一套可信賴、持續更新、可以支援決策的國家自然資訊系統。

 

我認為台灣應該建立「國家自然資訊基礎建設」,整合土地利用、重要物種、棲地品質、水資源、生態廊道、開發活動與長期生態監測資料。

 

就像政府提供氣象、水文與地質資訊,協助產業與社會進行風險管理一樣,自然資訊也應成為重要的公共基礎建設。

 

更重要的是,國家不能只是提供資料,還必須建立自然環境改善的制度與誘因。

 

OECM不能只認證好地方,更要讓更多地方變好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國際趨勢,是OECM(其他有效保育措施)的發展。OECM讓傳統保護區以外、具有長期有效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果的土地,也有機會獲得認定。

 

台灣已開始推動相關制度,這是重要的進展。但我認為,國家生物多樣性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尋找與認證已經具有良好保育成果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原本受到干擾、退化或處於轉型階段的土地,透過適當的管理、復育與長期投入,逐步改善生態功能?

 

例如,農地如何透過友善耕作增加生物多樣性?人工林如何改善林相與棲地品質?河川如何恢復生態廊道功能?企業又如何投入長期復育,而不是只辦一次性的植樹活動?

 

這些都需要國家提供制度支持。我主張建立OECM認證與生態復育支持的雙軌制度。一方面維持既有良好保育成果,另一方面協助具有改善潛力的土地逐步恢復自然功能。

 

當然,生態復育不能成為任意破壞重要棲地的藉口。對不可替代的生態環境,仍必須堅持優先迴避。真正的自然正向,不只是減少破壞,更要讓自然環境有機會逐步恢復。

 

生物多樣性應成為國家治理,而不只是保育機關的業務

 

日本在1992年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後,持續推動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及相關法制,並於2008年制定《生物多樣性基本法》。

 

這提醒我們,生物多樣性不只是野生動物保護或自然保護區管理,而是涉及農業、產業、土地、金融、能源及國土發展的國家治理議題。

 

台灣目前已有野生動物、森林、濕地及環評等相關法律,但仍有必要進一步整合跨部會的生物多樣性治理制度。

 

我建議行政院應啟動國家生物多樣性法制整合,研議制定《生物多樣性基本法》,並建立跨部會協調機制。

 

同時,結合金管會的永續揭露政策、農業部的自然保育工作、環境部的環評與環境監測,以及經濟部的產業轉型政策,讓企業自然風險管理與國家生態改善形成相互支持的體系。

 

下一場產業競爭,比的不只是科技,更是自然韌性

 

台灣正積極發展半導體、人工智慧及先進製造業。但我始終認為,未來AI與科技產業的競爭,本質上也是一場資源競爭。

 

電力、水資源、土地與自然環境,將是支撐產業長期發展的四項關鍵條件。如果我們只重視電力供應與產業用地,卻忽略水資源及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產業發展終究可能面臨新的限制。

 

因此,國家環境治理也必須升級。從第一階段的污染防治,到第二階段的永續發展,台灣應進一步走向以資源韌性與自然正向為核心的第三代環境治理。

 

國際永續準則正在促使企業更加重視自然風險,但企業無法獨自完成整個國家的自然治理。政府必須提供科學資料、制度規範、跨部會協調,以及支持長期生態改善的政策工具。

 

ESG作文比賽的時代正在結束。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不是永續報告書寫得最漂亮的企業,而是能夠以科學證據管理風險、降低自然衝擊,並創造長期環境與經濟價值的企業。

 

而真正進步的國家,也不應只計算保護了多少土地,更應關心有多少土地正在恢復生態功能、有多少物種的生存條件正在改善。

 

讓企業對自然負責,讓政府為自然治理創造條件。這不只是台灣生物多樣性政策的下一步,更應成為台灣產業競爭力的新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