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多數人把CSR流行化時，我不斷強調CSR的真面目就是ESG；當ESG在金融圈大爆發時，我想要強調企業的ESG不只是滿足金融業投融資的需要即可，而是要兼顧所有主要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關注，故本篇短文我想再回去多談談CSR與ESG攸關利害關係人的來龍去脈 (context)，以俾讀者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2002年夏我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參與了聯合國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稱WSSD)，當時全球報告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簡稱GRI)在會場正式發布了簡稱GRI G2的永續報告第二代指南，負責的技術總監正是我多年的好友，他是一位美國人，娶了台灣人並在台大念過書，也在台灣住了多年。因為他，我得以參與了G2草案版的國際諮商會議，表達個人的相關意見，後來也協助完成繁體中文版的GRI G3永續報告第三代指南，也還應GRI之邀加入中小企業永續報告中文手冊的審訂小組。
GRI 便是由多元利害關係人所組成，其使命是製訂一套可信並可靠的永續報告架構，供任何規模的行業或組織應用，以滿足利害關係人對該報告企業或組織的期待，及對其透明化的要求。所謂的利害關係人包括了各種投入企業或組織營運相關的人士（如員工、股東、供應商等），以及外界人士（如鄰近社區）；也可以說是影響企業或組織營運、或是受到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影響的人士及對象，包括自然環境。
所有 GRI 報告架構的文件，均是透過與企業界、投資界、勞工界、會計界、學術界、公民社群等利害關係人的對話、以謀求共識的程序而開發出來。這是一個有趣的過程，海納百川的程序便產生了包山包海的結果。
GRI 的永續報告指南如今已成為準則，正因為 GRI 過去的指南或當今的準則不是只為企業所用，報告揭露的內容也不是只為投資人所用，所以當以投資人為主要目標族群的證券交易所要對上市公司強化 ESG 績效資訊揭露要求時，均對直接與完全使用 GRI 準則有所保留，2014年至今全球仍只有台灣一個國家的交易所使用GRI準則作為ESG資訊強制揭露的依據。
我在2001編輯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CSR手冊中譯本時，開始應用 WBCSD 對於 CSR 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很明顯地，這個定義涵蓋了多元利害關係的元素。而從 GRI 永續報告書編制流程中重大主題的辨識、到報告書完成後的內容由外部第三方採用 AA1000 的標準來進行驗證，其實也是根據利害關係人的角度。
18年後的 2019 年 8 月 19 日，華爾街日報巨幅報導181位美國大企業執行長連署「企業使命聲明」，引發全球關注、討論與爭辯。由摩根大通（JP Morgan）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為首的美國企業組織「企業圓桌會」(Business Roundtable)，發動包括蘋果、亞馬遜、戴爾、可口可樂、沃爾瑪（Walmart）、花旗銀行及KPMG美國等會員之執行長參加連署。
聲明中指出，他們深信自由市場體制是為所有人創造好工作、強大且可持續的經濟、創新、健康的環境、與商機的最好方式。他們對所有利害關係人提出五項共同承諾，包括：為顧客提供價值、投資員工、公平並有道德地對待供應商、支持營運所在地的社區、為股東創造長期的價值等。
這份連署的「企業使命聲明」發布當日，我正與家人在紐約市，看到時代廣場跑馬燈反覆出現這則新聞，當時心中悸動可想而知，沒想到七、八個月後的紐約面臨了新冠疫情而走向封城的困境。企業使命向多元利害關係人、環境與社會正義靠攏，企業價值就必須考慮外部性，納入衡量營運對社會與環境的衝擊，以長期價值取代短視近利，是大家要活命簡單的道理。
圖中所示即為在世界風險挑戰下企業經營與投融資的轉型變革，從短線近利提升到長期價值，從只顧股東權益到兼顧利害關係人利益平衡，從專看有形資產到前瞻無形資產。這些並非空穴來風，從新冠疫情的公衛、到氣候變遷的環境領域、再到資安的科技面向，均提醒企業界CSR倘能促進利害關係人的共益共融，才能確保世界的可持續永續發展。
世界經濟論壇(WEF)在2020年元月分的年會中，便以「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作為主題，探索什麼樣的資本主義才是我們要的、世界負擔得起的、可以有明天的。
一個能為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利益的世界，不可能明天就有機會來臨，但是如果我們已經看到了不可活的明天，卻不在今天盡人事，那就算是股東權益極大化發揮到淋漓盡致，沒能善終又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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