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多數人把 CSR 流行化時，我不斷強調 CSR 的真面目就是 ESG；當多數人向 ESG 靠攏，市場已將 ESG 視為顯學時，我想再回去多談談 CSR。這也是逆向操作，有心的協助大家尋根探本。推動永續發展，必要的基礎是掌握議題的來龍去脈 （context），知其然更須知其所以然，多年來我自己自我激勵、作育英才、選才晉用、及客戶的諮詢服務，一向秉持這個基本堅持。
猶記得 2002 年春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的代表大會期間，我參加了一場有 WTO、OECD、勞工組織、政治與企業領袖參與的CSR 論壇，對話成了一場激烈的大辯論：CSR 應不應該成為立法公約化的強制要求。這個爭議源自 2001 年 11 月 WTO 杜哈回合談判引發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的激烈抗爭。2002 年夏我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參與了聯合國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從場邊的企業會議、場外的非政府組織會議、到場內的官方會議，都是我一系列的震撼教育。當年，我40歲。
40 歲才深入了解世界不可持續的危機，算是晚了，所以我急。
全球化是 20 世紀線性經濟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勞動力、原料、市場、人才與群聚效應的競爭優勢等考量，國家與企業必須尋求對自身最有利的全球性投資與經營佈局。然而覆巢之下無完卵，古今中外共識皆然。因為一個多數人收入低的世界，是壓力，是威脅，也是關鍵—地球永續發展與否的關鍵。
聯合國從 1992 至今，推動了多少扶貧脫貧的倡議，但 2010 的世界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來了一次大震盪；2020年的新冠疫情，脫貧的一切努力與成果被打回原形。世界銀行在 2020 年 10 月上旬發布警告，因為新冠疫情的衝擊，每天生活費不到新台幣 55 元 （1.9美元） 的極度貧困人口自1998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首度上升，預估 2020 全年將超過 7 億人。倘疫情持續無法有效控制，這個情況勢必加速惡化。
紓困，是 2020 新冠病毒衝擊下世界脫困與尋求復甦的藥方之一。30 年前，促進發展被視為是教貧困人口釣魚、而非給魚的良方。開發就需要金援與資源，向已開發國家要求資金協助發展，可能嗎？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舉行地球高峰會議時，希望富有國家能援助貧窮國家的對外官方開發援助基金（ODA）為GDP的 0.7 %，但事與願違，到了 2002 年，聯合國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辦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檢視先進國家的 ODA 占 GDP 的比例，結果發現均偏低，諸如美國僅為 0.1 %、日本約 0.23 %、德國約 0.25 %，法國為 0.32 %。以各國的經濟現況，要達到 0.7 %GDP的目標，恐怕是難以照辦。 相較於官方的援助，民間企業在開發中國家的外國人直接投資（FDI），反而成了南方國家的希望。
2000 年左右，全球百大經濟體中，就有 51 大為跨國企業。到了 2015 年以後，全球百大經濟體中，已經有高達 69 大為跨國企業。這些企業透過全球化的過程，運用人力、資源、生產、市場與技術發展的全球佈局，成為影響地球未來的主要推手。一旦全球環境資源價格飆漲、政治不穩定性昇高、或因為貧富不均、反全球化抗爭所產生的投資風險增高，企業自然是首當其衝。所以當企業在面對「企業是問題的一部分」的事實時，許多績優龍頭跨國企業紛紛帶頭省思「如何讓企業成為解答的一部分」、以及「如何善用 FDI 與透過海外投資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經營，來營造一個更具有人性的全球化」的問題。
當人們把各種經濟發展的數據攤開來時，如圖一流入開發中國家的資本，不約而同地發現可以對企業的角色，賦予合理、甚或更大的期待，因此也促使 CSR 從傳統的慈善捐助，蛻變為與企業經營息息相關，甚至內化為創造價值的一環。CSR 這個由來已久的名詞，因為上述的緣由快速、蓬勃的發展。
CSR，是企業躲不過的必然。越掙扎，只會對企業的綑綁越緊。不與本業結合，就越難發揮企業本色。做得精彩，行遍天下；敷衍了事，半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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