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敦森林 – 國際組織的源起
這一切要從二次大戰末講起。
1944年，為規劃戰後全球經濟復甦，美國於布列敦森林召開「聯合國貨幣及金融會議 (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 」。來自44個盟國的730位代表與會，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英國財政部代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與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懷特（Harry Dexter White）。
凱恩斯主張建立以「Bancor」為核心的國際貨幣機制，而懷特則推動美元為主的貨幣體系。最終，懷特的方案勝出，確立了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並簽署了「布列敦森林協議」。
你可能也想看：
全球最大援助機構USAID將遭關閉！馬斯克以「美國優先」之名省1.3兆，會對全球造成什麼影響？
USAID 被指「黑箱組織」， 88% 外援款流回自己口袋！這場「利益遊戲」，誰才是真贏家？
SBTi失去大金主！貝佐斯地球基金會終止6億資助，川普政府影響力引發變局
該協議催生了老波本文的重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兩大機構。IMF 的主要職責是監管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匯率，協助會員國解決國際收支危機，並提供【短期】融資。
而世界銀行，當時又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則最初專注於歐洲戰後重建，隨後擴展至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與經濟【長期】發展融資。
然而，IMF 和世銀的政策在實際執行的時候並非毫無爭議。老波接下來將探討這些機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導致的意想不到的後果。並且先跟各位讀者說，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所謂的左派還是右派經濟理念。
落後國家的概況
我先以非洲為例子來說，時間進程來看，外援可分為以下階段：
1960年代
大部分非洲國家在此時相繼獨立，需要大筆資金挹注，以刺激國家工業化。至1965年，非洲每年獲得的國際援助已達10–15億美元。然而，雖然部分國家展開基礎建設，但由於規劃不足、技術缺乏，加上政治動盪，無奈到七零年代初，基礎建設幾乎沒有大幅度的成長。
1970年代
由於石油危機以及天然原料出口價格大跌，非洲經濟發展陷入困境，貧窮加劇。這段期間世界銀行以及先進國家以拯救貧窮為主題，持續對非洲進行救援，總計約 500 – 700億美元，不過非洲的人均 GDP 成長僅有 0.5% 。
1980年代
由於內戰、饑荒、貧窮、腐敗、負債等因素，非洲各國生活水準早已倒退至獨立前，IMF 和世界銀行加大干涉，推出「結構調整方案，要求非洲國家削減政府開支、放棄貿易保護政策、開放市場。
然而，這些措施雖有助於減少赤字，卻導致公共支出大幅減少，醫療與教育資源短缺，加劇貧窮與社會動盪。這些老波會用較大篇幅來說明。
1990年代
隨著冷戰結束，美蘇兩大集團所扶植出來的非洲暴君被相繼替換，世界各國對非洲加碼，以平均每年一百五十億美金的外援來協助非洲。不過此時非洲增長還是十分有限，許多國家由於出現戰亂和饑荒，甚至出現負成長。
2000年後
由於中國崛起，對非洲戰略物資掠奪加劇，以許多無附加條件之援助利誘當局，賦予非洲腐敗政權投機的機會，形成美中角力局面。於此同時，世界各國民間對非洲的關注和捐款亦達到了新高。
為順應民意，美國前總統布希 (George W. Bush)、英國前首相布萊爾 (Tony Blair)等領袖再度提高援助金額，直到美國 2011 年的《預算控制法》才減緩。而中國則是起用一帶一路，繼續用撒錢的方式增加影響力。
然而每年這樣撒錢，成效到底如何? 絕對不能否定國際組織的貢獻，這世界確實有許多地方因為他們的努力而逐步改善。但老波只想說，這其中也不乏許多浪費之處，使得很多地方成效不如預期。
聯合國在 2000年制訂《千禧年發展計畫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在 2015 驗收，許多計畫未能完全達標。之後又制定了從 2015 – 2030 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但在2024 年止的進度只有 17%。
以水資源為例，世界衛生組織在七零年代宣布「水資源建設十年」，八零年代再度宣布「國際飲用水及衛生十年」，到最近二零零五年成立「國際生命泉水行動十年」，然後還有後面的 MDG、SDG。但事實卻是全世界還是有二十億人沒有乾淨的飲用水。
結構調整方案 – 好理論但實際無法推行
接下來老波要進入核心的問題。
在1980年代，有鑑於各項經濟危機壓力 (包括了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世界銀行及 IMF 之會員國決議對受援國進行更大範圍的經濟改革，以確保各國經濟發展及紓緩債務危機。在 1981 年的《加速非洲發展報告》中，確立了「結構調整方案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為標準的改革方案。
該方案包含一系列整頓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系的政策，不外乎 1) 樽節、 2) 出口導向、3)貨幣貶值、4)貿易自由化、5)開放外資、6)取消價格控管及補助、7) 產業私有化、8)增加稅收。 前揭基本上循著 「華盛頓共識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的改革精神，加諸自由市場機制於發展中國家。
符合以上條件者，便可向世界銀行或 IMF 申請新的貸款，或降低已有貸款之利息。此方案原意是希望藉由自由市場理論來提升受援國經濟效率，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化趨勢，增加該國競爭力和相對優勢。
就以非洲的辛巴威為例，該國於1992年，在世銀和 IMF 的協助下啟用「經濟結構調整方案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ESAP)」，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秉持了華盛頓共識的各項條件，以促進經濟發展。
首先便是貿易自由化，包含降低關稅，廢除各項對進出口的限制。其用意本為國內產業提供便宜進口原料，並開放市場，使本國產業與外國產業公平競爭，提升自身效率。
但其結果卻與預期相反。非洲國家在未成熟的工商基礎下，被迫與先進國家的廉價進口產品競爭，使得本地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瞬間瓦解。而政府更由於鼓勵出口導向，輔導出口產品供應商，而忽略內需市場工業，驅使人們購買進口產品以填補空虛。
各位讀者想必也看出端倪了。在工業基礎尚未成熟的情況下，辛巴威過早推行貿易自由化，並未帶來出口成長，反而加劇了進口依賴。當地企業因缺乏競爭力而無法生產可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廉價進口品湧入市場，使國內市場被進口貨擠壓，內需產業進一步萎縮，導致嚴重的貿易入超和外匯短缺。
在此同時，政府為了應對這場夢想中的出口貿易，實施貨幣貶值，結果卻是事與願違。理論上，貶值能夠降低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提升出口競爭力，但問題在於：辛巴威本身沒有足夠的出口產業，貶值並未帶來出口成長，反而讓進口商品價格飆升，直接衝擊依賴外國進口的國內消費市場。
從1991年至1994年，辛巴威元貶值超過60%，本國貨幣購買力大幅下降，導致所有進口商品價格倍增，包括糧食、燃料、醫療用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由於辛巴威經濟高度依賴進口，而本國工業無法填補進口減少的缺口，結果是物價飆升、民生開銷暴增，貧困人口迅速增加。
金融方面，SAP 降低政府對金融、銀行體系的控管。其原意為提升借貸效率，刺激國內產業發展。縱使原意是好的，但在宏觀經濟不允許的情況下，理論和實際情況的差異甚鉅，金融改革效果常以失敗告終。
90 年代的辛巴威在短期內將大量產業民營化，並取消許多農業產品補助，導致許多人必須大量借貸以維持生計。這樣多的借貸行為讓國家面臨高通膨，迫使金融體系必須調高利率來紓緩，但此舉卻造成借貸和投資困境，而中小企業也因付不出錢只能違約倒閉，更使中小企業以及社會邊緣人 (如婦女) 無法生存，貧富差距加深。
由於缺乏監控和輔導，銀行沒有對國內產業做廣面的投資，轉而投機短期高利潤的貨幣市場。更別說政府和金融機構還是持續被寡頭權貴把持，無任何透明化監督機制，簡直可以說是一團糟。
在此同時，政府將各項產業私有化，舉凡醫療、教育、水資源、電力、通訊等。在資本主義 (或新自由主義) 的理論下，私營機構的效率相較國營高，私有化可協助國家發展。問題是，在越趨貧窮的情況下，原本政府免費提供的服務，在一夜之間需要人民自掏腰包，導致一般民眾負擔不起各項生活所需，品質下降。
為了秉持樽節政策以平衡政府收支和償還外債，政府更大幅刪減經費，而通常第一個被開刀的，便是教育、醫療和各項社會福利。缺乏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補助，這事態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結構調整最予人詬病的便是 IMF 及世界銀行將其單一模型視為全球通用。有趣的是，「市場」一詞，原指某特定區域之居民，交易該區域特定物產之特定場所。市場不管是在地點、環境、交易物品、交易文化(包含成文及不成文的法規)、交易方等，均有其在地化的區域特性。
不難想像當一群國際經濟金融專家，在沒有掌握當地狀況之下，試圖在該地建立「市場」，結果會是如何。
國際組織取消結構調整方案，但換湯不換藥
1996年，世界銀行行長 –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承認結構調整案的失敗並指出 : 「調整進程比本銀行預想中更緩慢、更艱難、更痛苦」。他組織了「結構調整參與國檢討會 (Structural Adjustment Participatory Review Initiative; SAPRI)」，以統計各國在 SAP 下的影響及損失。
有鑑於此，目前援助計畫從以往的「由先進國家主導」轉變為強調 「當地所有權 (local ownership)」，意即受援政府、機構、社區、人民 (或其他受方)，必須參予援助方案之策劃、營運、監督及評估，以確保方案利益之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1999年，IMF 取消了惡名昭彰的結構調整貸款，取而代之的是「減低貧窮及成長貸款 (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Facility; PRGF)」。其總綱便是強調【廣泛的群眾參與和國家所有權】，試圖讓受援國政府主導其經濟改革，而非僅依賴 IMF 的條件設定。
然而，IMF 會要求申請此貸款之國家，需要自行草擬並上繳一份「減低貧窮策略報告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Report; PRSR)」，經過 IMF 委員會審核過後，才可進行放款。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新政策在名稱與形式上強調「自主權」，但審核 PRSR 的標準，基本上還是「華盛頓共識」那一套。跟結構調整案的差別只在於，現在受援國必須揣摩 IMF 之意，【自願】將華盛頓共識寫進 PRSR，來領取貸款。
2009年，PRGF再度改名為 「延長信用貸款 (Extended Credit Facility; ECF)」，其內容與 PRGF 大同小異，不外乎審核 PRSR。至於貸款裡面所保證的「所有權」到底有沒有落實，還有待評估。
援助金的資源詛咒，形成去工業化和援助依賴
前面提到的問題是政府為了符合「申請援助」的條件下，所做出的改革並且創造的問題環境。
現在這段老波要探討當援助金額注入的時候，又有可能發生甚麼問題。
老波先澄清，發展中國家所受的「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並非只有布雷頓森林姊妹花的貸款，還有許多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民間、慈善團體等形形色色的資助。然而官方之雙邊援助 (即政府與政府間)與多邊援助 (即聯合國、世界銀行等) 比重占 80% - 85%，所以我這篇文章著重於外援以及其總體經濟影響。
「資源詛咒 (resource curse)」是一種經濟現象，指的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因過度依賴自然資源收入，反而無法達成可持續發展，甚至陷入經濟停滯、政府治理低效與社會動盪的困境。而資源詛咒的一種型態，又稱為荷蘭病，意即當一國發現大量天然資源並開採時，該資源帶來的巨額外匯收入會導致本幣升值，使其他出口產業（如製造業與農業）喪失競爭力，最終導致經濟結構失衡。
在經濟學上，商品可分為：
1. 非貿易商品（non-traded goods）：無法直接參與國際貿易，僅限於本地市場，如餐飲、醫療、理髮、房地產等服務業。
2. 可貿易商品（traded goods）：能在國際市場自由交易並定價，如原物料、農產品、工業產品。
可貿易商品又可細分為：
• 繁榮產業（booming sector）： 因天然資源開採或國際價格飆升而快速增長的產業，如石油、天然氣、鑽石等。
• 遲滯產業（lagging sector）： 對長期經濟發展和穩定工業化至關重要，但往往因爆發型的資源產業繁榮而遭到忽視的產業，如農業、製造業等。
我們在此可以將國際援助資金視為「類似資源收入」的經濟影響，像是一個爆發的繁榮產業，因為當大量援助資金湧入時，會產生類似的經濟扭曲現象。當援助資金流入，短期內可能帶動消費與服務業成長，但由於這些資金通常以外匯形式進入，會導致本幣升值，使得出口產業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
此外，大量資金進入，大部分會被消耗在非貿易商品（如房地產、零售業）或是外國進口商品，而非用在投資、工業發展、或儲蓄。此時由於對非貿易品需求增加，非貿易品價格以及從業人員的薪資均被提高，驅使遲滯產業人員(譬如機械裝配工人)，轉向非貿易品產業(理髮師)。
雖然有些勞動力也會轉向繁榮產業，但通常這些產業的工作機會無法消耗這麼勞力。而要是繁榮產業是援助金的話，則是根本沒有所謂的職缺。最終的結果是削弱了製造業與基礎建設的投資，阻礙產業升級。
長期而言，這種情況導致可出口產業的規模持續萎縮，產業多樣性受損，政府對援助金或資源收入的依賴性逐漸增強。這種現象被稱為「間接去工業化（indirect de-industrialization）」，即國家因長期仰賴資源收入或援助金，忽略了製造業與科技產業的發展，導致經濟轉型失敗。
當「繁榮產業」（如石油或援助資金）的國際價格或供應量產生波動時，該國經濟與政府運作將陷入嚴重動盪，而此時要試圖重振其他產業，往往已經為時已晚。
去工業化的現象不僅出現在非洲，同一時期受創的也包含拉丁美洲。1980 至 1990 年代末，拉丁美洲國家相繼實行貿易自由化，並且配合 IMF 的結構調整方案，但卻沒算到科技革命所帶來的高效率以及中國世界工廠的崛起和進口競爭。
在結構調整方案的二十年間，許多國家的工業生產增加值佔 GDP 比率(MVA/GDP ratio) 逐年下滑，包括阿根廷、牙買加、智利、巴拿馬、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巴拉圭、烏拉圭、委內瑞拉等。
它們在七零年代將關稅減半，並在九零年代又從平均 46% 降低至 12%，但該地區的非正式勞動人口卻從 33%上升至 49%，而工業勞工人口比率卻大幅降低。
曾有研究顯示，外援與國民儲蓄率呈反比關係，因為外援資金替代了政府與企業對內部儲蓄的需求，降低了人民儲蓄的動機。當政府仰賴外援來填補財政赤字，國民會預期未來仍有外援支持，而減少長期儲蓄，轉向短期消費。
此外，由於外援資金多流入政府，而非銀行體系，導致銀行可用於貸款的資金短缺，使中小企業與製造商無法獲得足夠的融資來擴展生產與投資。
由於外援通常以外幣（如美元或歐元）提供，受援國政府需將其轉換為本國貨幣，以用於國內開支與計畫執行。這一過程會增加市場對本國貨幣的需求，進而導致本幣升值。如果是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政府若希望維持固定匯率，需透過增加貨幣供應來平衡市場需求，這可能引發通貨膨脹，使產品價格上升，削弱國際競爭力。
而如果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外援流入則會直接推高本幣匯率，使本國出口產品變得更昂貴，進一步壓縮出口產業的生存空間，導致製造業與農業進一步萎縮，形成典型的「荷蘭病」現象。
由於正式企業的萎縮與就業機會減少，許多民眾被迫轉入非正式行業（informal sector），像是打零工、回收二手貨等。這些行業通常缺乏政府監管與社會保障，勞動條件惡劣，收入極不穩定。此外，由於國內產業結構失衡，國民購買力低下，即便在貨幣升值後，消費者仍難以負擔進口生活用品，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貧困問題加劇。
當外援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後，援助國往往需要提供更多外援來填補受援國的財政赤字，形成「援助依賴症（Aid Dependency）」的問題。
援助金導致的政治腐敗
從政治層面來看，政府的運作在正常情況下應該仰賴稅收，這是一種「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人民將部分所得繳納給政府，而政府則有義務將這些資金用於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基礎建設等。
在這種機制下，民意代表（及人民）被賦予監督政府的權利和責任。這正是美國革命時所訴求的「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核心理念。
然而，當一個政府高度依賴外援資金時，它便不再需要透過稅收來運作，削弱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機制。根據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24年民主指數報告，世界上受援最甚的國家，民主指數普遍較低。
例如，許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長期依賴國際援助，但同時被列為「威權政權」，政府沒有發展中產階級的渴望，也沒有開源節流、產業多元化的思維。當政者和其同黨只需填滿自身荷包，沒有必要在政治上與人民共享權力。
而這些落後國家缺乏問責性，他們的外援資金的使用當然也備受爭議。根據1990年代的統計顯示，每五美元的外援資金中，只有一美元真正被用於原定用途，其餘資金要麼被政府挪作他用，要麼被貪污侵吞。這種情況不僅削弱了外援對經濟發展的實質幫助，還可能助長政府內部的貪腐與權力壟斷。
當政者為了維持自身權力，往往將外援資金用於軍事開支，而非民生發展。例如，奈及利亞、安哥拉、蘇丹、查德、剛果等國家，在長期接受外援的同時，卻陷入內戰與政變的惡性循環。這些國家的武裝組織與政治團體爭奪外援資金的控制權，導致政局持續動盪，甚至出現外援資金被用來購買武器的現象，讓援助成為衝突的推動力，而非解決方案。
老波就來跟大家惡補一下非洲解殖後的 70 年歷史，各位看倌坐穩囉。唷嘿~ 縱觀非洲歷史，大部分的國家都循著相同的發展模式。
1. 最初一定會有一個十分有領導魅力的年輕人，為了尋求獨立而奔走，提倡建立議會(如迦納之恩克魯瑪、肯亞之肯雅塔)。
2. 在國際壓力下，英、法等宗主國開放殖民地議員參政，並同意投票獨立。非洲起初前途看似一片光明，但獨立之後，問題便接踵而至。這些領導人隨即廢除他們以前提倡的議會(如馬拉威之班達)，因為「民主與非洲國情不符」。
3. 隨即而來的便是總統的親人以及部落成員被安插於政府各項要職，貪污腐敗。建設豪華總統府和議員別墅 (如加彭之邦戈)，在海外瑞士銀行開戶 。據世界銀行統計，非洲的財富約有百分之四十在海外。
4. 國家導向所謂的「非洲社會主義」，私有、白人經營的企業全都國營化(如辛巴威之穆加比)，並任命自家人擔任國營企業主管，掏空國庫。人民從自家被迫遷徙到公社，耕作一些毫無生產力地農田(如坦桑尼亞之尼雷爾)。
5. 由於地方官僚大肆「放衛星」，農民被迫上繳高於產量數倍的糧稅 (如衣索比亞軍政府)。
6. 由於不當經營，國內所有企業倒閉，生產停頓，非洲國家在獨立數年後相繼破產。
7. 而此時便會有一些年輕的軍人不滿現狀，決定發動兵變以肅清貪腐，並且保證人民「在國家建設完成後，便會將權力交還於民選的政府」(如奈及利亞之軍政府、賴比瑞亞之多伊)。
8. 可惜的是，這些軍人很少將權力下放。改朝換代後，便將前朝遺老以及所屬的部落殺盡，以杜絕後患，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家鄉的心腹。這些軍人往往給自己取一些十分威風的封號，如中非皇帝(中非之博卡薩)、大英帝國的征服者(烏干達之阿敏)、無敵戰士(薩伊之蒙博托)，自稱為終身總統的已經算謙虛了 (赤道幾內亞之納軌瑪)。
9. 國家越來愈窮，政治越來越暴力，國家建設完全停擺，傳染病肆虐，饑荒頻生。這些軍人的部下也有樣學樣，用武力推翻總統，並且再血洗一次國家，周而復始。
10. 而此時的非洲通常會發現十分珍貴的礦產，如鑽石 (獅子山共和國)，銅礦 (贊比亞)，石油 (安哥拉、南蘇丹)，鈳鉭鐵礦等 (剛果，用以製造 3C 產品)。國內各方勢力相繼爭奪，爆發內戰、國際戰爭、種族大屠殺，更別提非洲原本文化、部落、宗教之間大大小小的衝突，以及蘇聯-中國的東方集團以及第一世界在這塊土地上的明爭暗鬥。
各位讀者喜歡我的地圖砲嗎? 這裡面有很多都是以前外援的客戶。
政治腐敗以及對援助金的貪汙
如前述，錢並沒有改善發展中窮國的現狀，原因除了不當的經濟政策外，便是資金的濫用、腐敗。雖然有很多窮國的領導人是直接將錢存入海外帳戶，或是像薩伊總統蒙博托一樣給妻子去倫敦、巴黎購物，但大部分的貪污案例都較為隱密。老波在此簡略的陳述一些基本的貪腐過程：
假設今天某非洲國總統，想將挪用該國國庫項款，會怎麼做呢? 總統先讓忠貞特勤人員在倫敦開一海外帳戶。總統便將國庫的錢，給付給兩間美國公司用以「付款」(這種公司又稱為「企業媒介 (corporate vehicle)」)，
而後將「多餘」出來的金額，經由某「指定非金融專業 (designated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s)」公司保證，再匯入某非銀行金融機構間接洗錢，後又轉出給各空殼公司。 這些貪污金額均有幾百萬甚至幾億美金之譜，而用於洗錢的金融機構往往都在先進國家合法註冊。
有貪污之行為及風氣，便會導致國家管理 (governance) 之腐敗。舉幾個例子: 以查德為例，根據一份 2004 年資金追蹤調查，該國中央政府對鄉下醫院所撥出的款項，僅有 1% 抵達真正的目的地。
而1980 年代，奈及利亞沙加里總統(Shehu Shagari)政權將原本標價一億兩千萬美元的水壩工程案召回，重新發包並瘋狂追加預算至六億。在許多國家，貪腐最容易的媒介往往是建設公司，因為大部分合約均是單次性，無基準可比。
而且在建設的執行過程中附有許多眉角，只要朝中有人，公司便可藉此追加預算並重新下包。許多用在建設的援助款項，就在這樣五鬼搬運中消失。根據非盟 (African Union)估算，非洲每年因貪腐而損失一千四百八十億美金，光是直接賄絡就占兩百至四百億。
國際組織仍持續紓困，讓受援國形成債癮
當外援沒有辦法發展經濟，受援國自然無法償還債務。怎麼辦呢? 仁慈的 IMF和世界銀行便會貸以新的債務紓困該國，期望此項款能穩定經濟，並且償還舊債。如此周而復始，發展中國家債台高築，而 IMF 卻還是自廂情願注入資金，指望發展中國家翻身。
就這樣，IMF的功用從提供「短期穩定基金 (short-term stability)」變為支援「長期用戶 (prolonged user)」。據統計，1970年至2000中，有債癮的「長期用戶」高達四十四國，占 IMF 每年一半支出。
至1996年，IMF 和世界銀行終於意識到發展中國家積欠已多到無法有效償還，於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免除特定國家部分債務。39 個國家後來被歸為「重債窮國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
此決議本意希望能舒緩這些國家債務壓力，藉以刺激發展。IMF 給 HIPC國家 GDP 成長目標訂為 4%, 孰料各國平均僅有 2%, 而當時人口成長也是 2%, 所以整體來說這些 HIPC 被免除債務後數年還是零成長。
1999年，國際組織決定更大幅度地免除更多國家債務，成立所謂「進階重債窮國紓困 (Enhanced HIPC)」。但這顯然還不夠。2005年，八大列強 (G8)高峰會決議，進一步成立「多邊債務紓困政策 (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對三十五個落後國家實施 100%債務免除。
幾十年以來，這些重債國的信用一直備受質疑，而 IMF 和世銀卻無止盡的放款 (如薩伊於蒙博托執政時期，IMF 便對其紓困 11次)，隨後又將債務免除，也難保不會產生所謂的「道德風險」 - 即窮國認為今後都無需認真還債，導致 IMF乃至全體債權人本身權益受損。
結語：成功的援助案例
為什麼錢沒有讓非洲還有其他國家擺脫貧窮? 因為「缺錢」並不是唯一的難處。要能夠摧毀一整塊大陸幾十年，絕對不是只有窮。我們除了錢之外，必須思考整體局面的複雜性和癥結。
回到文章開頭講的，援助到底是錯在哪裡呢? 是因為左派的人道主義呢? 還是右派的自由市場機制呢? 都不完全是。
其實終歸一句話 - 因地制宜。任何國家或經濟體，均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以及客觀條件必須權衡。1970年代石油危機，產油國奈及利亞因此獲取暴利，政府隨即毫無節制揮霍和貪腐，終於在1986年油價下跌的時候，經濟崩盤。
IMF 和世界銀行隨即介入，要求政府緊縮財務，降低匯率，實行結構調整。此結果的確提高了奈及利亞的出口成長。所以IMF 和結構調整方案並非完全失敗。
錢可以用來改善很多條件，重點是思考如何運用。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Statens pensjonsfond Utland），又稱石油基金(Oljefondet) ，是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截至2024年12月，其資產規模達到約1.8兆美元。
該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為了避免因資源收入波動對經濟造成衝擊，挪威採取了「沖銷」（sterilization）策略，即將石油收入存入主權基金，避免資金直接流入國內經濟體系，以防止貨幣升值和經濟過熱。
這些資金主要投資於全球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市場，截至2024年9月30日，投資組合中約70%配置於全球股票，25%於債券，其餘則投資於房地產和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 。透過這種方式，挪威成功地將石油的暴利轉化為金融資產，再長期地平穩地，將獲利釋回給國民，並用在提供教育與社會政策上。
同時，政府應用援助的財力和人力輔導民眾藉由貿易來改善生活，即所謂的「貿易援助（Aid for Trade）」。這項政策規範國家在刺激發展的同時，必須將窮人和弱勢團體融入貿易體系，使其在貿易自由化的同時能夠獲利而不被犧牲。
政府可用外援款項提升實用教育、引入技術支援、進行能力培育，並用政策來創造出口優勢，增加競爭力。例如，德國官方機構GIZ（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提供西非國家迦納資金，用以種植該地區少有的新鮮水果和堅果，找到市場利基，並使迦納農產品出口多樣化，以避險國際物價波動。
GIZ在偏鄉地區提供種苗，傳授婦女農耕技術，並教導許多商業所需的基本技能，如識字、算數、會計。這些政策的推行，必須有廉潔和透明的政府才能見效。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貿易援助」（Aid for Trade）方面也推行了多個成功計畫。像是西非貿易與投資中心（West Africa Trade and Investment Hub），旨在幫助西非國家提升出口競爭力，增加銷售額，並創造就業機會。
透過該計畫，USAID協助當地企業改善生產與行銷策略，使其更容易進入國際市場。此外，該計畫還幫助企業提升產量與品質，促進農業、製造業和手工藝品等產業的出口，從而帶動當地經濟的活絡與增長。
還有一個是 USAID 的計畫是非洲全球競爭力倡議（Africa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AGCI），致力於降低貿易壁壘、簡化貿易流程，並幫助當地企業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與技術支援。
AGCI 透過與農民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農產品價值鏈，並協助當地生產者將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增加出口收入。此外，該計畫還強化私營企業的融資管道，幫助企業獲得信貸與投資機會，從而促進貿易發展，擺脫對原物料出口的過度依賴。
最後要提到最經典的成功案例，孟加拉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該銀行一開始以贊助人資金成立微額貸款，對孟加拉貧窮鄉村婦女提供小額資本 (幾十塊美金)用以創業，如買賣手工藝品、紡織品等。借款人還債信用，將會影響當地其餘借款人申請貸款之機會。
雖然貧苦婦女沒有任何資金保證，但卻擁有鄉下地方最重要「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即人與人之間的誠信。銀行營運至今，壞帳率不到 2%。現今的鄉村銀行，已可完全仰賴自身存款永續經營，其業務橫跨保險、獎學金、創業基金以及住房計畫。截至2024年4月，累計發放貸款金額達到383.27億美元，當前貸款餘額約為14.08億美元，協助許多婦女脫貧。
在最後結尾，老波仍會保持文章的一貫作風，表達國際援助有許多地方是有明顯的成效，但也不乏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有時出在受援國、有時是援助國；有時是理論、有時是執行面；有時是文化、有時是政治；有時甚至是無法預期的不可抗因素。討論時盡量避免過多的左右意識形態。
※本文授權老波 the No-Filter Generalist，原本見此。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