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民於鴉片之苦的醫學研究者——杜聰明
1893年，杜聰明出生於清帝國統治末期的臺北府淡水縣芝蘭三堡，從小聰慧好學的他，以榜首身分考上臺灣總督府醫學校。21歲那一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隔年便獲得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深造的機會，並在29歲時獲得博士學位。杜聰明不但是臺灣第一位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人，也是臺灣史上第一位博士。
儘管已經獲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也在同一年順利成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杜聰明仍然熱心研究，1925年起以中央研究所在外研究員身份開始為期兩年半的觀摩考察之旅。杜聰明先後抵達日本、美國、英國、德國與法國等地，除了觀摩歐美各國的醫學設施以外，也不忘拜訪當時著名的教授級人物，期望藉由這種跨國交流，反思臺灣醫藥、病理學的狀況。
漸進斷療法解毒癮之苦
有趣的是，杜聰明在美國訪問時，突然接到臺灣總督府任命他代表日本政府參加 1926年7月在費城舉辦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Narcotic Education）。接獲這項重責大任的杜聰明，便以「臺灣的鴉片問題」為題目，用他那流暢的英語演說能力，向與會的各國代表們介紹臺灣當前在解決鴉片上癮者的醫療經驗。
杜聰明提出以鹽酸、嗎啡為主的「漸禁斷療法」，來代替直接斷絕鴉片的「禁斷療法」，以減輕患者毒癮發作時的痛苦，有效解決鴉片成癮的狀況。此次發表毒品的研究成果撼動了國際醫學界，這個另類的臺灣經驗亦成為各國焦點，當然，也讓日本在國際醫藥研究界內扳回了不少面子。
回臺之後，杜聰明除了向臺灣總督府報告此行的成果之外，更與得意門生邱賢添等人在同鄉好友施乾所設的愛愛寮（乞丐收容所，收容者中有鴉片上癮者）裡替鴉片、嗎啡上癮者進行治療。他們透過累積案例和研究調查，持續改善醫學配方，幫助上癮者成功戒除毒癮。不料，1929年一份來自臺灣民眾黨的電報，再一次敲響了臺灣總督府鴉片政策的警鐘。
從文中「日本政府這回新特許臺灣人吸食鴉片，乃是人道上的問題，違反國際條約。對右記政策的遂行，請速速阻止之」的強烈字句，不難窺見當時民眾黨人對於重開鴉片特許政策的不滿。 圖片來源：〈民黨反對阿片發給國聯電報 有回電己配達了〉，《臺灣民報》，1930.01.11，2版。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國際聯盟長期以來關注於世界各地的鴉片問題，當這一封來自殖民地臺灣的電報出現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案桌上時，1930年的臺灣再一次成為遠東鴉片調查團的考察對象。為了因應隨時可能到來的國聯鴉片調查團，臺灣總督府隨即於1月14日頒布「臨時阿片癮矯正所規程」，命全臺各地地方政府增設「更生院」，作為勒戒毒癮之用，其中，位於大稻埕的「臺灣總督府臺北更生院」便是杜聰明常年研究鴉片毒癮的重要研究場域。
根據杜聰明的《臺灣阿片癮者之統計的調查（第8報告）》，自1930年臺北更生院成立到1946年6月10日最後一位患者出院，一共有多達11,498名鴉片癮者與麻藥中毒者。除了讓患者們接受現代化的醫療照顧，杜聰明的研究團隊也在「治療」與「研究」兼顧的狀況下，發表了數十篇影響後世甚深的調查報告。
圖 7. 臺北更生院設立於1930年（昭和5年）1月，專門治療鴉片癮患者，並由杜聰明實際負責營運及管理。右圖正在替鴉片癮者注射者即是杜聰明。 圖片來源：〈寫眞は臺北更生院にて 杜博士が阿片癮者に注射してゐる所、背後の黑服は下條更生院長〉，《臺灣日日新報》，1930.01.23，夕刊2版。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樂學不輟 致力於蛇毒與中西醫藥學研究
除了毒品的治療，杜聰明的研究團隊對於臺灣特有的熱帶醫學研究也不遺餘力。以蛇毒為例，研究團隊歸納出專屬的治療方法、血清，甚至將蛇毒的成分作為藥品的材料（例如：鎮痛劑）。杜聰明同時也是培育臺灣蛇毒研究人才的先驅，在他的引領下，許多優秀的臺灣人加入這樣的研究行列，其中一位弟子便是曾經和杜聰明投身於鴉片研究、最終卻以研究蛇毒的論文獲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的邱賢添。
除了在熱帶醫學的成就，杜聰明也致力於中醫與西醫的結合。爬梳杜聰明過往的回憶錄可以發現，儘管他認為必須將中醫加以科學化，但他並不認同「廢醫存藥」主張。作為一位研究者，杜聰明運用實驗治療成果推動漢醫研究，證明即使中醫理論不符合科學，但仍舊具有實際療效。
在日治臺灣政治發展史當中，杜聰明也曾經佔有一席之地。由於杜聰明頂著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光環，又致力於根治臺灣人的鴉片困擾，1930年由《臺灣新民報》主辦的「模擬選舉」中，杜聰明成為被提名的候選人之一。
戰後初期，杜聰明奉命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熱帶醫學研究所及教學醫院的接收委員，並被要求要確實盤點各項醫療設備，著手進行後續辦學及招生的事宜。除此之外，杜聰明也被推選為臺灣醫學會理事長、臺灣省科學振興會理事長和臺北市市政建設委員會等，從玲琅滿目的職位，不難看出杜聰明在政治、醫學界的重要性。
然而，真要說杜聰明對於臺灣醫療人才培育的關鍵貢獻，恐怕還是要從興辦「高雄醫學院」說起。待杜聰明卸下臺大醫學院院長一職後，在某次與友人的談話中，再次意識到眼下臺灣醫療人才培育機構的匱乏，也從此刻起，杜聰明萌生興辦醫學院的想法。
行動派的杜聰明開始四處奔走籌措資金與辦校場地。他先是向教育部以及臺灣省教育廳爭取資源，但遲遲得不到具體回應，據說光是尋覓校地的地點，就花了將近一年之久。就在杜聰明灰心之際，因緣際會下接觸到高雄地方仕紳陳啟川，相談之中杜聰明與其分享無法覓得校地的苦惱，豈料陳啟川在聽完之後大力支持此項計畫，豪邁地表示願意捐出一塊近十二甲的水田地供日後校地之用。
從發想到真正落實，前後竟過了二十逾載。在杜聰明61歲那年，這座由臺灣人創辦、興建的醫學院終於落成，在場嘉賓無不感動萬分，當「高雄醫學院」正式掛牌的那一剎那，也等同宣示臺灣醫療教育邁入了另一高峰。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擔任過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臺大醫學院院長，同時也成為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從一位熱血青年到影響臺灣病理學的研究者，杜聰明並不以「臺灣第一」自居，反倒強調「樂學至上，研究第一」、「欲先人醫者，必先為人也」。這種為社會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杜聰明成為臺灣醫學史上相當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全文轉載自「 臺灣記得你 」 計畫總計畫團隊，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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