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價從30美元跌到6美元！韓國ETS出了什麼問題？
權慶洛投入能源與氣候變遷領域近20年，曾任職KPMG、首爾市政府氣候環境本部及國會議員辦公室，現為韓國氣候倡議組織「Plan 1.5」總監，長期關注韓國再生能源與排放交易制度發展。台灣正規劃試行ETS，此次來台，權慶洛分享韓國K-ETS推動十年的實務經驗與最新改革方向。
ETS是由政府設定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上限，藉由市場機制引導減排，企業可透過交易排放配額，調整自身排放量與減碳成本，成為目前全球主要的碳定價工具之一。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碳定價報告，全球ETS已創造約800億美元收入，占整體碳定價收入逾七成。
韓國K-ETS於2015年正式上路，是東亞第一個、亞洲第二個實施強制性排放交易制度的國家。然而，K-ETS運行至今已滿10年，韓國碳市場仍面臨流動性不足、碳價長期低迷等挑戰。
權慶洛指出，韓國碳價初期每噸約10美元，曾一度攀升至約30美元，但因政府初期大量發放免費配額、加上允許低品質國際抵換額度，碳市場長期供給過剩，甚至讓部分大型企業透過出售免費配額獲利，碳價一路下滑，目前碳價每噸約6美元。根據韓國政府估計，碳市場累積約1.4億噸過剩配額，約占全國年度排放量兩成。
為改善供過於求的問題，韓國已在第四階段K-ETS（2026年至2030年）啟動制度改革，除了下修配額總量上限，也將導入市場穩定儲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機制。權慶洛強調，調節排放配額的供應量是排放交易制度正常運作的核心，唯有適度收緊供給，才能讓碳價回歸合理水準，發揮減碳誘因。
他透露，MSR相關方案預計今年9月正式公布，該制度將參考歐盟作法，由政府依市場價格與供需狀況決定回收或釋出配額，預計吸收約8500萬噸過剩配額，以提升市場穩定性。
韓國前三期K-ETS因拍賣配額比例偏低，加上碳價長期低迷，使政府透過拍賣取得的收入有限，導致減碳基金規模不足。權慶洛指出，在有限資金運用下，真正投入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提升的比例不到1%，部分資金甚至流向高碳排企業，因而遭外界批評形同間接補貼高碳產業。
他認為，K-ETS第四階段改革除了強化市場機制外，另一項關鍵是檢討碳市場收入用途，確保資金回流至減碳與能源轉型領域，才能提升碳定價制度整體減碳效益。
權慶洛指出，ETS能否發揮減碳效果，關鍵在於排放配額的設計與調控。圖片來源：陳嘉怡／攝
給台灣ETS的三項建議：借鑑韓國「失敗」的十年教訓
台灣與韓國同樣以鋼鐵、石化與半導體等高排碳產業為主，碳排放結構高度集中。權慶洛建議，台灣可直接借鏡韓國修正後的制度經驗，跳過其早期試錯階段，並進一步提出三項制度發展建議。
一、穩健起步與快速修正
權慶洛認為，台灣 ETS 初期制度設計不宜設定過高目標，應優先確保市場能順利運作。新制度上路後的前2至3年為關鍵試行期，需快速修正問題，避免制度尚未成熟即遭外界質疑或引發政治性攻擊，並強調「政府的態度對市場很重要」。
二、擴大碳排覆蓋率與強化罰則
韓國K-ETS碳排放覆蓋率達 73%，相較之下，台灣碳費制度的碳排覆蓋率約為 54%。權慶洛建議，台灣應思考逐步降低納管門檻，擴大碳定價制度涵蓋範圍、提升市場參與度。此外，他指出韓國已取消罰則上限，罰則可隨碳市場價格波動調整，這對企業發出了強烈的減排訊號。
三、碳市場資訊透明化
權慶洛強調資訊透明是建立社會信任的關鍵。在韓國，除了企業營業秘密外，政府分配排放額度的邏輯、計算公式及數據基本上完全公開。他進一步指出，ETS 雖由市場決定碳價，但政府仍掌握總量與配額等關鍵權力，應強化資訊揭露，讓外界能有效監督碳定價制度運作。
台灣該選碳費還是ETS？亞洲碳市場能整合嗎？
台灣碳費制度尚在起步階段，何時是適合導入ETS的時間點？權慶洛認為，認為碳定價制度的形式，碳税、碳費或ETS並非重點，關鍵在於是否能建立明確的階段性減碳路線圖，使碳定價制度與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一致。
他建議，現階段台灣應優先強化現有碳費制度，因為清晰且可預期的政策訊號，才是影響企業投資與減碳決策的關鍵，若碳費能有效減碳未必需要再導入ETS。
針對環境部長彭啓明曾提出建立亞洲碳市場，解決台灣碳市場規模過小與流動性不足的構想，權慶洛持保留態度。他指出，過去中日韓三國已就此議題討論超過20年，但因各國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差異大，且碳價水準不一，難達成統一管理；若某國突然大量釋出排放配額，極可能導致市場的集體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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