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資本市場，國際大企業受到此趨勢影響，對所屬供應鏈廠商也要求需符合ESG規範，否則便可能被踢出供應鏈體系；日前喧騰一時的「新疆棉事件」只是其中一例。簡言之，企業要國際化，就必須正視ESG等相關要求，生意才出得了國門。
過去《公司法》開宗明義指出，公司以營利為目的；修法後加上「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ESG要求企業經營對可能影響到的對象，包括自然環境、社會大眾，以及內部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都要盡到應有的良善責任。這樣的規範當然有其意義，但也因為明文化、評等化，讓部分企業為了追求ESG的排名，只顧著在文書報表的作業上努力，卻疏於如環保、勞資、內控等實質管理上應盡的責任。
受到疫情衝擊，企業不論內部會議或外部聯繫都借重視訊系統。一開始大家還抱怨連連，但漸漸就習以為常；相信日後即便疫情趨緩，我們可能也離不開視訊會議了。
不過人與人的互動，光靠視訊還是隔了一層；無法面對面直接接觸，就不易感受到對方的真誠態度和肢體語言，更可能因此造成誤解。同時，社群傳輸工具發達，卻讓我們對網路訊息難辨真偽。
人與人要產生正向互動，一般會經過承諾—信任—信賴的階段。傳統儒家精神強調人際交往須重然諾、一諾千金，有了幾次履行承諾的基礎，雙方逐漸產生信任，等到信任累積到一定程度，就進入幾乎無條件的信賴境界。
問題來了。現代商場上，重然諾是企業法人需要具備的特質嗎？政府與民間以律法作為互動的準則，但是法規永遠無法與時俱進，公務單位強調「依法行政」，但是當環境快速變遷，當初立法的條件已大幅改變，甚至不存在時，依法行政常常演變成眼睜睜看著事態惡化，猶如坐視火車對撞卻無能為力。
機構法人間的互動也是如此。國際級的大企業為了發展願景，有時會在計畫條件還未成熟前，便以口頭或暗示方式，「建議」供應鏈廠商要「提早布局」，先行投資新一代的生產設備。由於種種因素，這份「默契」還不能以明文合約形式呈現，但是以過去合作愉快的經驗，以及期待未來能順利取得新訂單的信任，供應鏈廠商很難拒絕配合。然而當大企業的CEO換人或策略改變了，先前的口頭承諾不算數，甚至否認有這樣的默契時，供應鏈只能硬生生地吞下投資不當的苦果。
在PC時代，有不少台灣代工廠便因國際大客戶的要求，舉債投入新設備、新產能，不料產業發展規格轉向，大客戶也不認帳，巨額投資等於丟進水裡，原本產業龍頭的地位遂因此一蹶不振。
因此企業與企業間一定要以合同為準，才能確保雙方能依約定履行承諾。美國企業進行談判時，通常會有法務人員同行，這在台灣公司比較少見。為了讓彼此都能依約行事，行政程序不可少，流程自然冗長，特別是IPO公司，為了合規，遵法成本愈來愈高。
這波疫情看來會持續一段時間，這時我們要思考的是，法令是為了維持正常運作而制定的，但是當非常時期延續一段較長的時間下，是否可以緊急的特別法來因應，讓社會、經濟、企業、民生還能在最低限度下，維持基本的運作。
比方在第三級防疫下，多數公司行號及機關已啟動人員分流，或在家上班（WFH），但是像廚師、保全、清潔人員這類必須在現場工作的人，如何適用WFH？若這類職務的人員被迫待在家裡，如何「work」？要如何給薪？碰到這種百年一遇的挑戰，大型企業還撐得住，微小企業的領導人心裡恐怕已經在淌血了。勞工主管機關要不要廣納諫言，給出一個勞資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此外，為因應疫情，金管會要求各上市上櫃公司將股東會延至7月之後召開。當各單位的會議都相繼在線上召開之後，主管機關是否也可以考慮研究、開放線上股東會的合規性？
企業相信政府、員工相信老闆、下屬相信上司…現代社會的良好運作，其實是基於不同階層的信任建構而成。身為被「信任」的對象，更應該為對方的最大利益著想。
進一步來說，正因為有了過去450天履行守護全民健康承諾所產生的信任，讓絕大多數的民眾至今仍能信賴指揮中心的各項防疫指令。同時，也基於這份信賴託付，指揮中心更應審時度勢，在紛亂的局勢中，謀求全民最大的福祉。
作者簡介_郭智輝博士
崇越集團董事長、中華企業經理協進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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