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台灣的水價非常低，但到底有多低？答案是全世界第四低。全國平均一度10元，台北市一度7元，我們用絕對值來算（不用各國購買力平均換算），水價最低的國家是非洲馬拉威，第二是南非，第三是塞爾維亞，第四就是台灣，比中國大陸還低。
但政府蓋水庫、開發原水的成本一度約20元，國人用水卻只付10元，形同賣一度水至少要貼10元，自來水公司永遠有藉口不去改善老舊的管線設備，原本可以生飲的自來水，經過管線送到家戶後，沒有人敢喝，注重健康的人還要加裝濾水器，加上管線年久失修以至於漏水率高達3成，對於已經被列為全世界第18大缺水國的台灣，可說是雪上加霜。
這對城市的形象更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因為漏水率太高，自來水公司唯恐加壓送水會漏更多水，但現代建築多是高樓，不加壓又無法滿足所需，所以幾乎每棟建築物屋頂都裝設水塔，大家也認為理所當然。
結果從高空往下望，全是一顆顆在太陽光下，閃耀著刺眼光芒的銀白水塔，成為台灣所有城市的共同「特色」。
過去，我也以為本該如此。有次荷蘭一位水利專家來訪，他好奇地問我：那是什麼？
我說那是Roof Water Tower（Roof Tank），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只有台灣才有這種特殊的「屋頂水塔」。
我們斤斤計較水價，拒絕調漲，卻不去計較因為水價太低，只能任由管線設備生銹腐蝕，家家戶戶要花更多錢蓋水塔蓄水。想想那幅畫面，每棟建築物都戴上圓筒銀帽，市容毫無美感可言。
注意到了嗎？這整件事情的邏輯猶如「雞生蛋、蛋生雞」。水價太便宜，耗水產業不願意投資購買節水設備，所謂「節水」永遠只是道德勸說，國人的認知也停留在馬桶內放寶特瓶，以為這樣就是環保。
我想大家都贊同，政府要為人民看緊荷包。有個事實必須先釐清，國人拒絕水價調整到合理價位，但以用水量而言，近八百萬的民生家戶每年用水不過35億噸，工業用水戶約10萬，卻消耗多達30億噸，造成的結果是政府都在補貼財力雄厚的用水大戶。
以價制量，每滴水都不浪費
要能充分實現使用者付費，又不要讓民眾承受太大壓力，合理的操作方式應該是水價以差別費率計價。根據國際水資源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統計，每個人每天合理用水量為兩百公升，現今台北市為342公升、高雄市約248公升，相較於美國人250公升、荷蘭人128公升，台灣人用水量顯然偏高。
所謂差別費率，假如用比較寬鬆的標準，以每人每天用水250公升計算，一家四口人每天用水量在1000公升以下，水價即保持現狀，以平均每度十元計價，但若超過就如階梯般跳升，以此方式類推，不但民眾會認真思考節水的可能性，達到「以價制量」，各種相關節水產業也會因此應運而生。
政府進一步要做的是告知產業，水價將朝差別費率的方向調整，並給予適當緩衝期，在這期間由政府提供貸款，並由專家協助產業界更新設備，將回收廢水再利用率提高到八至九成，盡量做到讓每滴水都不浪費。
記得我還在內政部長任內，曾經受邀參加經濟部舉辦的節水會議，對台積電的印象相當深刻。由於半導體屬於相當耗水產業，光台積電所有工廠一天用水量加起來就要30萬噸，而彰化縣一天需水不過28萬噸。為了節水，台積電投資五千萬元改善工廠設備，進行回收水再利用，如今回收率達到九成，一年省下水費高達一億八千萬元。
不但國家省下水資源，企業更是實質獲益者。為了鼓勵更多企業仿效，政府一方面提供專家協助企業診斷，一方面鼓勵銀行進行綠色融資，慢慢地自然誘發各式各樣的節水產業出現。
根據歐盟國家經驗，在1980年代，當要求工廠的廢水回收再利用率達到八成的同時，他們的工業產值不減反增三倍，顯示工廠落實清潔生產和水回收再利用的過程中，製造效能也隨之提高。
除了鼓勵產業節水，政府同時可以藉此翻轉城市。例如縣市政府補助老舊建築外表「拉皮」，或是強化結構安全，同時要求馬桶或是淋浴等全都採用節水設備，或是更大膽要求在三年內所有家戶都換裝節水馬桶，經費則由政府和民眾各出一半等等。
如此一來，不但節水產業蓬勃發展，節省大量水資源，延緩台灣缺水危機的發生，更可能比照新加坡、以色列，發展出獨有的水處理系統和模式，以台灣為品牌，在全世界各地協助解決水資源相關問題，尤其是水源嚴重汙染且不時傳出缺水的中國大陸。
如果能趁此機會，將台灣的劣勢—水資源缺乏，轉化成為台灣的優勢—創新的水處理系統，不但能刺激新產業的誕生，製造就業率，創造循環經濟，還能增加國家稅收，政府所有投資都能拿得回來，更重要是再也沒有必要興建水庫、破壞生態，一次解決所有問題，也為子孫保留得以喘息的空間。
作者簡介_李鴻源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美國愛荷華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博士。
曾任內政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縣政府副縣長、台灣省政府水利處處長。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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