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投資的概念始於一場全球運動，當時各地人士開始重思投資的意義、退出施行隔離政策的南非產業。
1970年代末期，美國也討論起相關議題，只是概念更廣泛。當各界討論勞工退休金被用來破壞他們的經濟安全與社群福祉的問題，社會責任投資的支持者指出，在衡量退休金該如何投資的時候，應該將社會責任納入考量。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重要學者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反駁，直指任何以社會責任為由，決定退休基金投資方法的想法，最終都會拖累資本主義市場的表現，因為「大政府」使資本主義投資的金流受制於意識形態限制。爾後幾十年，掌管日益累積的勞工社會資本的退休基金受託人，多數篤信傅利曼學派的說法。
表面上傅利曼的論述當道，至少在邁入千禧年後的前幾年是如此。但事實上，嬰兒潮世代中較年輕的一群、Ｘ世代、千禧世代，都在股東會戰場與工作者退休基金投資管理上，推動改以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為衡量投資的標準。
在經濟投資的場域中，公眾對話出現了新金句：「行善得福」（doing well by doing good），原句出自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行善得福」的想法是指在企業營運上，提振獲利的做法與符合道德及社會性的做法，兩者之間不需要也不應該有明確區隔。那是錯誤的二分法，事實是「行善得福」反而可以提振獲利。
利用這個反面論述，工會和非政府組織持續在企業年會上提出股東決議案，要求將社會責任投資納入經營手法。在2000年網路泡沫後，他們的遊說促成社會責任投資快速發展。年輕世代毫不留情指責不道德、讓人難以接受的企業行為，經常利用社群媒體與評價網站來羞辱並敦促企業，迫使他們改變做法。
時至今日，社會責任投資已經成為主流。依據摩根史坦利出具的報告，86％的千禧世代對社會責任投資有興趣，顯然與老一輩不同。美國社會責任投資額達到12兆美元，其中有許多來自退休基金受託者，反映了這項新興的轉變。雖然社會責任投資包山包海，橫跨所有產業與領域，但對全球暖化、環境、碳足跡、大型石油公司對地緣政治影響的擔憂加劇，使得撤出化石燃料產業、轉投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的趨勢驟起。
新趨勢催生了「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提供種子基金給將ESG融入營運各面向的企業。摩根史坦利對資產管理產業進行多次調查，受訪者表達強烈信念，他們相信業內投資決策的本質來到轉折點，背後的原因是客戶對投資的要求出現變化。「行善得福」成為新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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