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病？我沒病？撕不掉的污名化標籤比疾病更可怕

藝人黃子佼在#MeToo風暴中，以「消滅黃子佼」的玉石俱焚行動，揭露深藏心中的憂鬱陰暗面，母親離去與外遇所造成的傷害、對性的懵懂無知與越線、心中埋藏太多演藝圈不為人知的秘辛，喚起世人正視童年的創傷，可能成為觸發憂鬱症不定時炸彈；又或者螢光幕前始終燦笑如花的歌后李玟，永遠把笑容正能量留給觀眾，獨自垂淚面對婚變、霸凌傷害，最終選擇不告而別。藉由#MeToo運動，讓潛在憂鬱症患者能有面對的勇氣，試圖揮別心中陰暗，找尋和自己生命和解的機會。

情緒風暴後的心靈支持　同理傾聽陪伴走過人生低潮

本身走過憂鬱症，更陪伴無數病友走出情緒低谷的肯愛社會服務協會秘書長蘇禾回憶：「十九年前我在面對憂鬱症時，一度陷入超級混亂狀態，第一時間跟很多病友一樣，對疾病本身非常抗拒，簡單來說就是不想承認自己生病、更不想讓別人知道，特別是家人，會覺得自己就是個失敗者。」自我污名化加上擔心外界異樣眼光，與一輩子撕不掉的標籤，讓憂鬱症成了不能說的秘密。

台灣約有二百萬人罹患憂鬱症，僅二成患者有就醫行動，缺乏病識感與華人社會講求隱忍的觀念，導致憂鬱症成為「隱形殺手」。精神科醫師曾統計，自殺族群中有超過七成患有憂鬱症，憂鬱症病友的自殺風險是一般人的二十倍。世界衛生組織也預估，二○三○年憂鬱症會成為影響全球經濟損失最劇烈的疾病，遠高於癌症與糖尿病。

回憶憂鬱風暴來襲時，蘇禾坦言：「意識到自己出問題是因長期失眠、腦筋停不下來，第一時間只能上網、看書，還不敢問人，怕露出破綻被發現，當時身心都處在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在眾多資訊中每種表述都有其道理，但自己究竟在哪兒著陸，其實是抓不到方向的。」花了半年摸索，在憂鬱症的連續性病症光譜中，蘇禾經歷了自我否定、自我放棄、自我傷害，當時唯一拉住他的力量是對社會公益工作的責任感。

「 憂鬱症是很主觀的疾病，沒有任何儀器可直接測試，時時刻刻在變化，一件事或一個難關，甚至一個氣味都有可能喚起某段記憶，使人陷入情緒漩渦中。」蘇禾指出，憂鬱症有所謂潛伏期、觸病期與好發期，「潛伏期多半和童年創傷有關，若未能即時獲得療癒，就會變成發展障礙，進而影響生理、心理與行為。」

去除社會污名化與自我污名化，成為肯愛創立初期的重任。蘇禾始終難忘，曾陪伴一名高中生個案小龍(化名)就醫，「去之前我還做筆記，想適時補充，沒想到從頭到尾都是小龍的爸媽在緬懷孩子發病前多乖、多厲害，對病症本身反而避重就輕，甚至根本無法接受孩子生病了，小龍則從頭到尾不發一語，我也只能在旁邊乾著急…」走出診間，小龍在走廊上就心因性痙攣發作、喪失意識暈倒。

肯愛協會秘書長蘇禾透過傾聽、同理與陪伴，19年來幫助許多憂鬱症患者與家人走出生命低谷。

「不論是親屬、家人乃至於醫療體系，都有可能成為憂鬱症患者不能說、不敢說、不願意說的關鍵原因。」蘇禾透露，小龍因為疾病從拒學到出現轉化症(指歇斯底里)，最嚴重時還有思覺失調、解離症，「發病時他會有很多幻想，常常半夜打給我講鬼故事，有次意識到他有解離狀態，所有人大半夜出動在台北市盲找，幸好最後找到了，即時阻止悲劇發生。」重度憂鬱症患者一旦出現思覺失調或解離狀況，會有許多超乎正常想像的談吐，蘇禾認為陪伴者在接應過程中，必須同理並接納，即便再匪夷所思，也切勿著急著否定，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陪伴傾聽，國中就發病的小龍也走出憂鬱困境，結婚生子迎來嶄新人生。

也曾飽受憂鬱症困擾的法國天才詩人莫泊桑說，生活不可能像你想得那麼好，但也不會像你想像得那麼糟，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想像，有時咬著牙，回過頭才發現走了很長的路。黑暗的盡頭會有光，面對憂鬱症，蘇禾認為唯一捷徑便是面對它，肯愛願意陪伴敞開心房的病友一同找路，「希望黃子佼看到這篇報導，願意來協會聊聊，讓愛能走進黑暗，成為照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感染愛滋後不是只能等死　病友也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同樣讓人難以啟齒的疾病還有愛滋病。一九八七年，師大美術系學生田啟元在當兵體檢時被驗出愛滋帶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揭露同志身分，震驚社會，隨後遭師大退學，就連家人也將他拒於門外，當時唯一接納他的正是關愛之家創辦人楊婕妤。「他被驗出愛滋前我們就是朋友了，大家一起吃飯，會被感染早就感染了，看到他想自殺、學校也不讓他去，覺得不需要在這時候落井下石。」楊婕妤挪出家中房間，讓田啟元和自己與孩子一起生活，給他家的溫暖，直到八年後病逝。

關愛之家創辦人楊婕妤除了照顧愛滋病友，也將羽翼伸向無國籍兒童與移工小孩，為弱勢者打造安置身心的避風港。

田啟元離開後，楊婕妤非但沒終止對愛滋病友的照顧，還租了公寓，收容、照顧回不了家的病友，所有開銷都靠她經營的花店支應生活所需，讓愛滋感染者有了避風港。

然而三十多年過去，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病的了解與接納是否有所進步？楊婕妤思考片刻答道：「社會對愛滋病友是否友善，當然有進步，但感染者還是無法直接承認，很多我照顧的孩子長大成人，和非感染者交往，表明實情之後就被分手，更多感染者家人會擔心社區住戶或外人的異樣眼光，不願敞開家門。」楊婕妤沒說出口的，還有她每一次面對鄰居、社區、房東的驅逐，關愛之家員工替她抱屈地說：「楊姐投入愛滋病友照護，三十六年來搬了近百次家。」

愛滋病友的難題還待解，楊婕妤卻又投入全新戰場。九○年代政府開放引進外勞，但對於外籍移工的人權與保護不若今日完善，導致外勞逃逸、受暴等事件頻傳，衍生不少社會問題，楊婕妤禁不住神父的請託，再把羽翼伸向無國籍兒童與移工小孩。她不諱言：「那時候照顧愛滋病友已經很累了，但我覺得只是多雙碗筷、幾個床位不會難倒我。」沒想到答應至今，也累積幫助數千名移工，國籍遍及全球一百二十個國家。

在關愛之家，每一位「家人」背後，都有一段讓人百感交集的故事。「一般人生病住院，親友都會送上關心，希望你趕快出院回家，但很多愛滋病友一旦被發現感染，就連最親近的家人都可能關上那道門，就算他們的病況獲得控制，卻從此斷了回家的路。」關愛之家陳主任說。病友小吳（化名）感激地說：「我曾以為感染愛滋後只能等死，直到來到關愛，楊姐和主任讓我培養一技之長，同為病友，在擔任愛滋照服員，我更能同理被照顧者的心情。」

事實上，這些年來隨著醫藥發展的進步，愛滋病友只要每天服用一顆藥丸，就能將體內病毒量控制到測不出來，而這也意味著不具有傳染力。以往許多愛滋病友因共病需要就醫，也會面臨遭醫院拒收、退貨的窘境，需要關愛之家出面協助。為了破除民眾對愛滋病的偏見與迷思，自基金會成立以來，楊婕妤每年帶著病友進入校園做愛滋教育宣導，「沒有比教育更好的方式了，把關於愛滋病的常識與基本知識傳遞出去，至少讓年輕一代不會有太多錯誤觀念。」

關愛之家收留照顧愛滋病重症病患，透過專業人員的照顧，讓病人在臨終前能感受到尊嚴與溫暖。

「我不怕死，但凡看見有人受苦卻不幫忙，總是於心不忍，所以我始終來者不拒，在沒辦法幫他們找到對應資源或轉出時，所有費用責任就由基金會來承擔。」楊婕妤始終難忘的那一幕是當年經營花店，最困頓時，那些從人口販運組織下逃脫的各國籍女孩，見大家長要顧店又要照顧重症病友，忙到沒時間喘息，主動幫忙煮飯餵食病友，用不流利的中文陪臨終病友聊天、幫忙換尿布，讓家多了歡笑聲，不再只有病友的痛苦呻吟。從愛滋擴及到移工婦女與無國籍孩童的照顧，關愛之家無條件、無差別的愛，建構善的循環，也期待有朝一日能推倒污名化與歧視高牆。

第九屆傳善獎得獎機構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微光行動協會

●崔媽媽基金會

●肯愛協會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

●舊鞋救命協會

●台灣線上教育發展協會

●台灣關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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