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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 月，美國總統川普以強硬手段介入委內瑞拉，實質掌控其龐大的石油資源，並高舉「鑽探、寶貝、鑽探」（Drill, Baby, Drill）口號，試圖透過廉價化石燃料重塑美國的能源優勢。
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約 3,000 億桶，且多為碳密集度極高的超重質原油。氣候科學家與經濟學家隨即發出嚴厲警告，指出若強行重啟這些油田，每年恐釋放數億噸二氧化碳，其排放規模甚至超過英國或巴西等主要經濟體的年排放量。
這一政策選擇不僅是一場地緣政治行動，更象徵全球能源與氣候秩序的急轉彎，正式宣告過去十年「平穩邁向綠色轉型」共識的瓦解。
當全球最大歷史排放國選擇擁抱傳統能源、淡化氣候風險，世界隨之呈現出不同政策取向：一邊是美國主導的「能源實用主義」，另一邊是歐盟堅守的「氣候理想主義」。這場始於委內瑞拉的政策轉向，迅速外溢至氣候治理、貿易制度與企業策略，迫使全球企業重新思考，在分裂的規則之間，該如何生存。
美國總統川普以強硬手段介入委內瑞拉，實質掌控其龐大的石油資源。圖片來源：flickr
川普政府試圖將委內瑞拉沈睡已久的重質原油強行注入全球市場，作為美國能源霸權的延伸，同時兌現其降低通膨與油價的選舉承諾。此一行動徹底打破過去十年國際社會對「平穩過渡至綠色能源」的默契，宣告資源掠奪時代的回歸。
資源帝國主義的抬頭與化石燃料的逆襲
川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的行動，被不少觀察者視為一種「資源帝國主義」思維的再度浮現。這不再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而更接近一種以國家力量服務商業利益的邏輯——將地緣政治視為取得戰略資源的工具。
美國政府試圖鬆動委內瑞拉既有的能源法規，並為美國石油企業鋪路，此舉在實務上引發外界對環境承載力與全球氣候承諾是否被邊緣化的疑慮。
對川普而言，石油不再只是逐步退場的產業選項，而被重新定位為支撐經濟成長、能源安全與地緣影響力的重要槓桿。這樣的政策訊號，傳遞出一種清楚但具爭議性的優先順序：在特定政治語境下，環境成本可能被延後處理，甚至外部化。
然而，這類以政治意志主導的能源轉向，在現實執行層面仍面臨嚴峻限制。委內瑞拉的石油基礎設施歷經多年制裁、治理失序與投資不足，整體狀況早已老化。多數評估指出，若要顯著恢復產量，仍需長時間與高額資本投入，成效並非短期內可見。
同時，即便政策立場高調，美國主要石油企業的態度卻相對審慎。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雪佛龍 Chevron 等跨國企業的投資決策通常以數十年為尺度，必須同時評估政治循環風險與高碳資產在未來可能面臨的擱淺壓力。
這種政策表態與商業行動之間的落差，凸顯出能源議題高度政治化後，企業所面對的現實不確定性。
儘管如此，這類政策轉向仍可能對全球氣候行動的信心層面產生外溢效應。當主要排放國對減碳承諾釋出模糊訊號時，其他產油國或高碳經濟體，便更容易調整自身轉型節奏。
這種示範效應未必立即改變制度，但可能逐步削弱原本脆弱的國際共識，增加能源市場的波動性與長期不確定性。
委內瑞拉的石油儲量約占全球總量的17%，是全球最大原油儲量最大的國家。圖片來源：istock
歐盟碳邊境機制構築的綠色堡壘
然而，與美國的政策轉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西洋彼岸的歐盟在 2026 年迎來「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正式進入收費階段，成為關鍵分水嶺。
這項機制原本旨在防止「碳洩漏」（carbon leakage），避免企業將生產轉移至環保法規寬鬆的國家，如今卻逐步演變為歐盟捍衛氣候價值與工業競爭力的終極武器。
CBAM 的實施機制相當嚴謹。凡欲進入歐盟市場的鋼鐵、水泥、鋁、化肥、電力與氫氣等產品，皆須申報其隱含的碳排放量，並購買相應的 CBAM 憑證。這意味著，若供應鏈位於委內瑞拉，或高度依賴高碳能源的工廠試圖將產品銷往歐洲，將面臨鉅額關稅懲罰，幾乎等同於財務上的「死刑」。
歐盟此舉不僅出於環保考量，更是為了保護那些已投入巨資進行減碳的本土企業，免於承受來自美國或其他「氣候搭便車者」的不公平競爭。這道綠色堡壘，正將全球市場硬生生切分為「合規區」與「非合規區」。
這種局勢正將美歐關係推向貿易戰邊緣，也讓夾在中間的跨國企業承受巨大壓力。一方面，美國政府可能將 CBAM 視為變相的保護主義措施，並威脅採取報復性關稅；另一方面，歐洲監管機構對數據的要求近乎苛刻，若企業無法提供經第三方查證的碳足跡數據，便可能面臨被排除於市場之外的風險。
這種法規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意味著全球化時代「一套標準行遍天下」的日子已然結束。企業被迫同時承受華盛頓的放鬆管制與布魯塞爾的高度管制，對法遵部門與供應鏈管理者而言，無疑是一場完美風暴。
歐盟在2026年迎來「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正式進入收費階段。圖片來源：iStock
企業的生存策略：綠色沈默與雙軌營運
在這種高度對立的環境下，企業界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應對傾向，被稱為「綠色沈默」（Greenhushing）。過去幾年，企業普遍積極發布永續報告，放大其氣候承諾以爭取投資人青睞；然而到了 2026 年，隨著政治風險升高，這類高調表態對部分企業而言，逐漸轉化為潛在風險。
在美國，過度強調 ESG 可能被貼上「覺醒資本主義」（Woke Capitalism）的標籤，引來共和黨政客的調查、保守派媒體的圍剿，甚至危及政府合約。於是，愈來愈多執行長選擇噤聲——他們仍持續減碳（為了效率或歐洲市場），卻不再對外張揚，而是將相關行動包裝為純粹的商業決策，小心翼翼地在政治雷區中穿行。
除了在溝通上選擇噤聲，營運模式上的「雙軌制」（Dual-Track Operations）也逐漸成為企業的主流戰略。
為同時滿足美歐兩大市場，具備規模的跨國企業開始嘗試供應鏈脫鉤：一方面建立符合歐盟高標準的「綠色供應鏈」，透過再生能源與碳權配置，專門服務歐洲客戶；另一方面則保留或新建一條成本導向的「傳統供應鏈」，利用美國或其他地區的廉價化石能源，以維持在價格敏感市場的競爭力。
這種做法無疑提高了管理複雜度，並帶來重複投資的成本，但在地緣政治高度撕裂的當下，卻成為企業左右逢源、分散風險的唯一保險手段。
此外，企業的敘事邏輯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在董事會中，「拯救地球」式的道德訴求已然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冷靜而務實的「風險管理」與「能源安全」。當企業在美國投資太陽能或提升能源效率時，對股東的說法不再訴諸氣候變遷，而是強調「擺脫對不穩定外國能源的依賴」或「降低營運成本」。
這種語言的偽裝術（linguistic camouflage），使企業得以在不激怒川普政府的情況下，持續推動必要的技術升級與轉型。這是一種極致的實用主義，也證明了企業在政治狂潮中，展現出如變色龍般的高度適應能力。
供應鏈重組下的台灣焦慮
對於身處全球供應鏈心臟地帶的台灣而言，美歐在能源與氣候政策上的不同選擇，使外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台灣的經濟命脈繫於高科技製造與出口，而這兩大支柱，正同時受到來自不同政策路徑的影響。
科技巨頭一方面必須回應美國客戶（如 Apple、Google）在合約中明確寫入的 2030 淨零要求；另一方面，卻又承受川普政府要求供應鏈回流美國、進一步壓低成本的壓力。
台灣企業不僅要擔心「買不到綠電」，如今還得憂慮「買了綠電卻被美國嫌貴」，或是「使用傳統電力卻遭歐洲課稅」。這種三明治般的夾擊處境，正全面考驗台灣企業主的判斷力與策略靈活度。
更讓局勢複雜化的是，台灣本土的氣候法規也在 2026 年進入深水區。政府正式開徵碳費，上市櫃公司被要求在年度財報中揭露更為細緻的碳盤查數據。這意味著，台灣企業正同時承受「三重夾擊」：歐盟的 CBAM 關稅、美國的政治壓力，以及本土碳費所帶來的直接成本。
對於毛利本就有限的傳統製造業（如扣件、金屬加工）而言，這幾乎是一場生存遊戲——若不轉型，高昂的碳成本將迅速侵蝕利潤；但若轉型投入過高，又可能喪失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進而被東南亞或墨西哥的對手取代。在此壓力下，台灣產業恐開始出現明顯分化與戰術調整。
電子業巨頭憑藉技術門檻與客戶的長期承諾，傾向將 ESG 視為一種「規格要求」（spec），而非道德選擇，持續穩健推動綠電採購與減碳布局；相對地，鋼鐵、石化等傳統產業，則開始精算「碳稅套利」空間——積極爭取在台灣繳納碳費，以換取歐盟 CBAM 的抵減，試圖將資金留在國內用於製程改善，而非直接上繳布魯塞爾。
這種精算式的應對，標誌著台灣企業已從早期的 ESG 跟風階段，轉入一場高度理性、以財務防禦為核心的現實戰局。
企業從早期的 ESG 跟風階段，轉入一場高度理性、以財務防禦為核心的現實戰局。圖片來源：iStock
變色龍時代的韌性思維
2026 年初這場始於委內瑞拉的變局，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舊秩序崩解、新秩序尚未成形的混亂時代。過去建立在全球共識之上的氣候行動模式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為核心的碎片化博弈。
美國向右、歐洲向左，而氣候變遷的時鐘仍在倒數。對企業與國家而言，這不只是動盪的時代，更是對生存智慧的極限考驗——單一策略與僵化價值，已難以為繼。
在這樣的環境下，成功的關鍵不再只是效率或利潤，而是「韌性」（resilience）。真正具備韌性的企業，能在美國擁抱鑽油時善用低成本能源，在歐洲築起碳壁壘時以合規數據通關，在台灣開徵碳費時進行精準規劃。這要求企業具備高度敏捷性，能在彼此衝突的制度之間快速切換，在矛盾訊號中找到平衡。
最終，無論川普的油井鑽得多深，或歐盟的城牆築得多高，物理法則終將凌駕政治算計。氣候變遷的實體衝擊不會消失，只會改變轉型的路徑——從筆直的高速公路，變成泥濘而昂貴的越野賽道。在這條路上，能走到最後的，會是最懂得適應環境的變色龍。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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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授權轉載自CSRone，原文見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