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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到巴西貝倫參加 COP30 聯合國氣候大會，這是我第二次參加 COP （第一次為 COP29 2024，於亞塞拜然巴庫）。據巴西官方統計，此次盛事，約有4.3萬人與會，遠超過此城市的負荷。
開幕首日，會場多處都還沒佈置好，或許是貝倫當地缺乏舉辦國際會議的經驗，設備、人才，都靠外地派遣；會議期間，會場空調也屢傳故障，住宿交通缺乏動線安排，極為不便，且價格也貴得離譜，各組織因此盡量縮短在當地的出差天數。
COP30會展現場，當地原住民邀請與會者體驗圖騰文化。圖片來源：王浚儒提供
自川普再度當選後，國際環保組織對綠色減排不復以往樂觀：國際碳權價格日益下降、自願碳市場 (VCM) 近年因品質爭議，交易量大幅減少；大型碳買家，包括石油與科技巨頭，尤其美國企業，自 2025 年起便不再積極發展新能源，部分風電項目更被叫停，連比爾蓋茨都改變口吻，稱氣候變遷不會終結人類文明。
這廂巴西在 COP 30 展出雄心，矢志減排，希望世界都對 1.5°C 目標感到悲觀的此刻，也能重燃一絲希望。會前普遍期待各國能拿出新的 NDCs（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國家自定貢獻）：中國、歐洲、中東、非洲多國均已提交更有決心的目標當然，除了美國。在預料之中退群，離開多個國際組織，包括著名的《巴黎協定》。
不能不提《巴黎協定》第 6 條，關於各國合作的碳市場
《巴黎協定》於 2015 年簽署，旨在將全球暖化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 1.5°C 以內，並努力不超過 2°C。各國每 5 年更新國家自主貢獻（NDCs），並承諾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淨零排放。富裕國家需提供氣候資金，援助發展中國家。
這第 6 條的異動，大大影響了國際碳權的市場規模與價格走勢。站在碳權投資者視角，投資人尤其關注第 6.2 條與第 6.4條。第 6.2 條 可以簡單理解為「國與國之間的減量成果轉帳與結算」。ITMO（國際可轉讓減緩成果）允許國家自願將一方減碳成果，轉讓給另一方履行NDC。
關鍵在於東道國要先正式授權，其後在首次轉移或使用時調整，以確保同一份減量不會被雙方同時算進各自的 NDC，所以 6.2 的本質像國家級清算系統，是國家帳務與合規機制。
挪威與瑞士於 2025 年 6 月簽訂雙邊協議，在第 6.2 條跨境碳移除（CDR）框架下，允許瑞士實體購買挪威儲存的 CDR，兩國進行相應調整。初期買家有多家跨國企業，包括：瑞士航空、瑞士再保、瑞銀等。
而亞洲最積極的國家，非新加坡莫屬，已與超過 10 個國家簽署協議或合作意向，包括：加納、泰國、越南、蒙古等。新加坡在 COP29、COP30 ，也舉辦了多場節能減排、碳市場主題的座談會，攤位規模與主辦國不分上下。
新加坡於 COP 30 舉辦多場節能減排、碳市場主題的座談會。圖片來源：王浚儒提供
聯合國親自下局 主導國際碳市場
再來看到第 6.4 條， 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聯合國官方主導的專案型碳權機制」。它提供統一的方法學、註冊、監測與第三方核查流程，核發 A6.4ER（6.4 減量單位）；6.4 條為聯合國建立監管全球碳市場框架，並取代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
COP30 更明確定義了項目的外加性、基準線與非永久性，並積極推動落地，將 CDM 的結束與過渡，安排出清晰的時程與資源調整，如：CDM 項目過渡申請截止期限，延長至 2026年6月30日，但此番妥協，也可能讓低品質的碳權流入新的 6.4 市場，削弱價格信號。
而 CDM 信託基金將轉移 2680 萬美元，支援第 6.4 條實施，其中 500萬 美元用於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涵蓋方法學開發，及登記系統基礎設施，由相關 6.4 監督機構，管理資源分配計劃。
經濟壓力頂不住 歐盟重新接受碳權
關稅博奕、AI大戰，歐盟的影響力愈來愈被邊緣化。但在節能減排上，歐盟始終領先。各產業減排的邊際成本走高、經濟壓力倍增。
歐盟近期提出《歐盟氣候法》修正方向：在 EU ETS 自 2021 年起，不再接受國際信用額後，未來為達成 2040 年減排目標，將自 2036 年起，允許有限使用高品質國際碳權（以《巴黎協定》第 6 條機制為主對應框架），上限為 1990 年 EU 淨排放的 5%，相當於 2040 年允許剩餘排放量（10%）的一半左右，折合約 2.3–2.5 億噸 CO₂。
若以每額度 90 歐元估算，潛在成本量級約 200–230 億歐元。政治上，此舉可降低部分產業成本、維持氣候領導話語權，但也可能引發漂綠爭議。對國際投資人而言，這類政策訊號，提升了高品質碳權的長期想像空間；而在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 EU ETS 市場端，歐盟碳配額 EUA 價格於 2026 年 1 月初約落在 80 多歐元區間，一度逼近 90 歐元。
台灣的下一步：在「碳費時代」與「國際接軌」間尋找避險支點
總結來說，歐盟重返國際碳市場，標誌全球氣候融資的重大轉向，因而在 COP30 不少 Global South 的國家也積極參與佈局：馬來西亞、印尼，積極推動碳市場，要將樹林賣空氣變現。
許多國家的碳市場尚屬起步階段，該領域更是需要政府與大機構主導，氣候政策或許朝令夕改，但同時也暗示潛力無限，更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持續投入、參與，提早佈局，預計 2029 年後，市場流動性會更加成熟茁壯。
歐盟宣布重返國際碳市場，並為 2040 年目標設定了 5% 的碳信用抵減彈性 ，這對正處於「碳費轉軌期」的台灣企業與決策者來說，無疑是關鍵的政策信號。台灣已將 2050 淨零排放入法案，且碳費制度將於 2026 年正式開徵。
面對緊迫的減排壓力，台灣應從以下三個維度思考佈局：
一、建立供應鏈避險機制
歐盟重返碳市場的初衷之一，是為減輕產業在高昂減排成本下的經濟壓力 。
台灣應參考此模式，在確保本土減碳優先的前提下，適度討論是否開放一定比例的高品質國際碳權，來抵銷部分碳費或未來 CBAM 費用。這不僅能為台灣出口製造業提供轉型痛點的緩衝，也能提升台廠在歐洲市場的成本競爭力。
二、借鏡「新加坡模式」，推動跨境合作
新加坡雖然國土狹小、資源受限，卻在 COP30 展現了與主辦國旗鼓相當的影響力，並透過《巴黎協定》第 6.2 條，積極與多國簽署合作意向 。
台灣雖然面臨國際地位特殊的挑戰，但仍應透過台灣碳權交易所，積極與Global South 接軌，爭取參與高品質的碳移除計畫，甚至仿效挪威與瑞士的雙邊機制 ，確保企業能取得具備法律保障且符合「追加性」的碳額度。
三、投資者應轉向「質重於量」的策略
這次 COP30 進一步釐清了第 6.4 條的基準線與外加性定義，並明確了舊有 CDM 項目過渡的時間表 。
這提醒台灣投資人與金融業者，過去那種便宜買、隨意抵、公關秀的漂綠時代已然終結。未來碳權市場將趨向成熟、流動性更高，但只有那些真正能帶來社會利益分享、符合聯合國監管框架的專案才能保值 。台灣企業應提早佈局，將碳權、綠電，視為一種戰略性的金融資產，而非僅僅是合規的支出。
印尼於 COP 30積極推銷碳權。圖片來源：王浚儒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