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vate Capital, Public Good 私人資本，公共利益
影響力投資及 SDGs是衝著『不永續』的全球議題而來。我們都知道，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及環境挑戰，傳統上仰賴的財政資源及慈善基金，已不足以支應。我們也知道，全球最大的財富在私人手中，在資本市場。
因此，大哉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調動私人資本來共同解決人類困境呢？這，正是影響力投資（及 SDGs）的真正目的。
影響力投資緣起
話說奇女子茱蒂絲・羅丹博士曾是長春藤盟校第一位女校長，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榮退之後，應邀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總裁，從育人志業，轉進改變世界的行列。
2007 年秋，羅丹博士邀集金融家，慈善家及企業大佬，遠赴北義古城貝拉喬，提出上述大哉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調動私人資本來共同解決人類困境呢？
就此鑄造了『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這個有意思的名詞及其基本概念，啟航了金融史上一段波瀾壯闊的新旅程。它的成功與否，也將左右著人類與地球的相處，以及貧富之間的戰爭與和平。
對焦 SDGs，解決全球挑戰
根據『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GIIN）的定義：有意為社會及環境問題造就正面的、可衡量的影響力，也同時創造利潤的投資，就是影響力投資。
換句話說：影響力投資同時追求雙底線：投資報酬及社會效益。
當然也是：義利並舉的投資。義，創造社會或環境的正面影響。
或者說是：行善致富的投資。富，既是富裕小我也要善富天下。
在永續的大潮中，影響力投資最為主動積極，尋求解方，並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貢獻度做為主要的評量標準。
它可以投資在各類主題，包括教育、農業、醫療、能源、循環經濟、社會住宅等等。也可投資在不同資產類別，包括上市、未上市，以及實體資產，例如學校，醫院，社會住宅。其中以上市公司的資產（股權及債權）成長最快，預計2020 的數字（統計中），已經超過 40%，而成為最大的資本類別。
資金來源主要源自歐美。然而，被投資區域，歐美也佔了 40%，可能因為近水樓台，也可能因為任何富裕的社會都有貧富懸殊及環境氣候等問題。
研究指出，影響力投資不必犧牲利潤，即可發揮影響力。未來，當投資人更加關注永續貢獻時，是否有可能：影響力越大，利潤也越大？這將會是個值得關注的思考方向。
各類 Stakeholders 的全球發展
影響力投資不以股東利潤為單一目標，而要同時追求可衡量的正面影響力。此一試圖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運動，在資本主義倍受質疑及面對全球日益嚴重的挑戰之下，迅速蔓延全球。
國家級的、民間的、協會、學會、研究院與推動組織，在各國迅猛發展，從事研究，教學，發展工具（特別是影響力評量方法），並且跨領域、跨文化、跨國別的密切交流與無私合作。全球最重要的國際推動組織有二：
• 『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GIIN），紐約，2009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首的若干基金會及金融機構，捐資近億美元設立的純民間組織。
• 『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工作組』（GSG），倫敦，脫胎於 2013 倫敦 G8 的影響力投資工作小組，是推動影響力投資全球級別最高的半政府組織，協同全球 33 個國家及歐盟的國家諮詢理事會（NAB）共同推動影響力投資。
在亞洲則有『亞洲公益創投協會』（AVPN），新加坡，與上述兩機構合作密切，
共同推動影響力投資，會員遍及亞洲各國。全球著名大學，特別是商學院，更是引領風潮，投注大量資源，研究，教學，發展各類型的跨校跨國學習競賽。有上億美元真實的影響力創投基金進駐猶他大學商學院，也有名校間的資源整合與合作，例如去年 10 月華頓商學院、哈佛商學院及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宣布合作成立影響力金融資料庫（IFD）。
學生的反應更是熱切。以投資見長的 Wharton School，投資學教授 Geczy 說，影響力投資已到了引爆點，因為選修影響力投資課程的學生已經超過傳統投資學。
另外，千禧世代在未來 2-30 年間，將繼承 4-50 兆美元的資產。根據 Morgan Stanley 2019 年的調查，他們之中 95%對影響力投資有興趣。由這些年青朋友的反應，更可看出影響力投資的趨勢及未來。
金融業在這波全球運動中是當然的主角。以影響力投資為志職的專業基金有如雨後春筍，老牌金融機構也莫不高聲響應，以金融的力量，來實踐其價值觀，戮力綠色金融及影響力投資。
甚至權威指數公司（如 MSCI）也以 SDGs 為基礎，製作影響力投資指數，讓投資機構據此對焦影響力，無論個股，或 ETF 及共同基金，均可引導資金，產生影響。
另外不少的主權基金（如新加坡淡馬錫，美國 DFC），退休基金（如美國的 TIAA及日本的 GPIF），及大學基金等也都紛紛設立專屬部門，逐漸將資產轉入影響力投資。
當然也有越來越多原本以慈善捐贈為主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樂得將原本的捐助善款，轉成影響力投資。如此一來，投出去的資金，不但可以回收，甚至有望盈餘。資金得以循環利用，嘉惠更多有需要的人。
把全球挑戰及資金緊缺問題看得最清楚的人，還包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他在 2013 上任後，立即在 2014，2016，2018，召開了三次『梵蒂岡全球影響力投資大會』，一再強調人類需要更多資源來面對全球挑戰，賺錢與行善可以併行，需要用更有創意的投資方式來達到更大的行善目的。自此，全球的天主教機構及大學開始積極推動影響力投資。
影響力投資規模成長迅猛，過去五年 CAGR 約 29%，目前管理的資產（AUM）已經超過 7 千億美元。研究指出，5 年內，這個數字將達 7 兆美元，主要的持長將在上市公司的投資。任何投資相關的人都應該慎重關注此一趨勢。
影響力投資的超級大佬柯恩爵士說，20 年內，所有企業為了生⬀及發展，都會成為影響力企業。不論是否這麼樂觀，但我們相信影響力投資的浪潮勢不可擋，一定會漸趨主流。
政府的角色
在眾多 stakeholders 中，政府角色最是複雜，也最為核心。無論社會問題或環境問題造成的災難與困境，政府都是最終的承擔者。所以，影響力投資鼓動私人資本，共同解決公共問題，政府，當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根據『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工作組』（GSG）及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SCAP）最近的研究指出，全球很多政府非常歡迎影響力投資，並列舉案例，來說明政府分別以『促進者』（facilitator），『參與者』（participant），及『監管者』（regulator）等不同身份，來支持與推動影響力投資。
政府，首先是所有政策法規的『監管者』。可以檢視政策，移除障礙，解鎖私人資本。例如美國聯邦稅務局（IRS）2015 年發表稅務指南，明確指出慈善基金及大學基金，可以參與『使命型投資』（MRI），而不影響其免稅定位。這就為影響力投資打開了 1.4 兆美元的大門。
另外，當然也可以制定以影響力為核心的投資規定及做法，引導上市櫃公司及金融機構的作為，例如放款審核的附加條款（正負影響力），或 fiduciary duty的規定（雙底線），或以 SDGs 為基礎的影響力評估及報告標準等。當然最直接的就是對合乎標準，經過認證的影響力企業（investee）及影響力投資公司（investor），給予一定的財務支持，特別是稅負的減免。
其次，政府可以是影響力投資的『促進者』。政府可以為影響力投資建構國家戰略（例如白宮的圓桌論壇），在中央政府成立專責單位（例如各國的 NAB），推動影響力投資的文化及能力（例如 Impact Investing Institute），帶動大學及協會，研發工具，提供教育訓練，發展衡量及報告標準，設立加速器/孵化器，甚至影響力投資指數及交易市場。另外，我們的近鄰，日韓兩國均已仿效英國成立類似『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的影響力投資專項發展基金。（請參閱拙作：看英國社企投資之父的故事，談台灣如何建立「台版大社會資本」）
政府當然也可以『參與者』的身份，帶頭參與影響力投資，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編列 10 億美元，投入『小型企業投資公司』（SBIC），專門在『優先地區』（即艱困地區）投資創生。地方政府（州/市）編列預算，與大學（如哈佛）及非營利組織合作，實際參與『社會影響力債券』（SIB），為成功付款，提升政府效率，解決沉痾已久的社會問題。
除了參與國內的影響力投資外，更可以藉此發揮國際影響力，例如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及日本的影響力投資財團（SIIF）及『日本東協婦女賦權基金』（JAWEF）。
另外一個直接參與影響力投資的方法就是優先採購『影響力企業』的產品及服務。當然這需要訂定標準，經過認證等程序。優先採購，在歐美行之有年，在亞洲，印尼政府及韓國首爾都有明確的做法。（請參閱拙作：影響力投資國家隊）
影響力投資生態系統是否得以成功建立，進而調動私人資本參與公共議題，政府的態度與支持至關重要。我國在這方面起步稍晚，但可參考的成例甚多。只要有心，定能擇優而行，後來居上。
影響力投資發展的難關
義利並舉，行善致富，追求雙底線，解決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及環境問題，這些觀念簡單易懂，接受度也甚高，特別是年輕世代。
根據 GIIN 的調查報告，影響力投資發展上的障礙，最擔心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Impact wash）。之所以有 impact wash，就是因為衡量影響力的工具，還不夠簡捷好用，耗時費力；影響力資料搜集，有時標準不一，有時甚至相當困難；若干價值設定要靠判斷，客觀標準難求；影響力大小的相互比較，相當不易，尤其是不同行業之間的比較；許多影響力貨幣化的企圖還在還在努力中。
我們知道，影響力投資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影響力衡量與管理』（IMM, 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而其中最難的部分就是影響力衡量。有了明確的度量標準，就知道怎麼搜集資料，分析比較，乃至於溝通報告。當然再用管理的手段，提升影響力，也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關於度量工具，雖然目前百花齊放，尚未大一統。但是不表示我們就不能做影響力投資。事實上，在影響力投資這個名詞出現前兩個世紀，就已經有實質的影響力投資的⬀在。現階段我們應該怎麼做影響力評估與報告，對內來幫助我們投資決策及凝聚共識，對外來與各類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合作？對這個問題，我並沒有完美的答案。但是，凱因斯說過，大致的正確，好過精確的錯誤。個人覺得很多權威機構對影響力評估的方法都有一定的根據及道理。只要『持之以恆』地用同一套方法與標準，搜集資料，分析與報告，都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橫向（投資項目間），及縱向（年度與趨勢）的評估比較，以及對影響力的瞭解與管理。
無論用哪一個評估方法，影響力投資界大都以 SDGs 作為主要的追求目標及最終的衡量標準。在眾多評估方法裡，『目前』，我的初步建議是：（請參閱拙作：藉由柯恩爵士『影響力加權會計』的推動，淺談影響力評估）
• 對未上市公司：可以用『改變理論』（theory of change）對焦 SDGs 為基礎，來瞭解投資（或公司）的產出（output），成果（outcome），或影響（impact）。
也可以直接用 IMP 的影響五維度（5 dimensions of impact）及 ABC 分級，或者 GIIN 的 IRIS+（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影響力報告及投資標準），來評估，描述，及管理（提升）影響力。
這些方法邏輯清楚，但缺點就是複雜，且難脫主觀判斷。
• 對上市櫃公司：上述方法都可適用，也可以採用更簡單的方法，例如 MSCI於 2016 年推出『永續影響力指數』的方法論，來評估一個企業的 SDGs 貢獻度。
雖然相對客觀，但是缺點是產業的涵蓋範圍還不夠大。或許將來可以針對台灣的上市櫃公司編篡『SDGs 貢獻度指數』，供國內外投資人參考，也可以明確提出台灣私部門對 SDG 的貢獻，與國際交流。
反守為攻，永續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
在永續大業的路上，人類前後有三個維度的覺醒與努力。
首先是消費者（個人）的覺醒，所以現在人人自帶水壺，天天 UBike，多多利用大眾運輸，減少冷氣的使用，提倡素食少牛羊，屋頂安裝太陽能板，樂意購買再生製品等等。
其次是生產者（企業）的覺醒，所以有了電動車，循環經濟，綠色能源。從公司治理，透明公平，善待所有 stakeholders，到 ESG 逐漸成為標準與共識。不僅自身要做好，還運用採購的力量，要求供應商一起行動，從而改變了供應鏈管理生態，從減碳到零排放，作出改變與貢獻。
最後是投資者（金融）的覺醒，先有 200 年前，基督教貴格會拒絕投資武器與奴隸，以及100 年前，英國衛理教派拒絕投資菸酒等『不道德業務』，逐漸發展到目前流行爆棚的 ESG 投資，要透明公平，減少損害，甚至於無害於社會及環境問題。（請參閱拙作：5 分鐘讀懂「影響力投資」與「ESG 投資」的異同，了解促進社會正向改變的投資趨勢）
影響力投資，不以減害或無害為終極目標，而以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為己任，同時賺取合理的目標利潤，這是最新的投資者覺醒。它在追求永續的路上，真正開始反守為攻，是為永續大業的最後一塊拼圖。
台灣是影響力投資的 taker？還是 giver？
我們在永續的路上，透過公私部門的戮力合作，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而，對影響力投資的名詞，內涵，及工具，還只是剛剛開始。
所以，初期，我們一定要與國際影響力投資的推動者（包括研究，教育，基金會，推動組織，顧問公司，及各國名校）交流合作，借力使力，努力學習，引進工具，整合標準，推廣觀念，發展課程，研發產品。
其次，我們更可以與國際影響力投資的實踐者（包括影響力投資的專業創投，眾多擁抱影響力投資的老牌金融機構等）在資金，投資機會及影響力企業方面交流合作。
合作（collaboration）是影響力投資界最重要的關鍵⫿之一。永續的任務艱巨，時間緊迫，一定要攜手合作，有跨部門（包括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跨領域（行業與科技）的合作，跨文化（國家與族群）的合作等等。所以，國際合作完全受到歡迎。
台灣擁有發展影響力投資所有的要素：在資金供給方面，我們有豐沛的資金（包括各類慈善及宗教金金會）與健全的資本市場，在資金需求方面，我們有充滿活力的新創事業，在政策環境方面，我們有大力推動永續的政府與政策，在素養方面，我們樂於且有能力做好國際合作，在心態方面，大家都知道，台灣最不缺的就是愛心。
所以，我們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很快的，我們就可以運用影響力投資，對戰永續的挑戰，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做出具體貢獻，並與國際接軌，從初期的『追隨者』（taker），轉身為可靠的『貢獻者』（g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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