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催生 Spotify、Skype、線上金融服務新創 Klarna 等獨角獸企業，到底有何祕訣？據 Klarna 創辦人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回想，或許並非瑞典做對什麼產業政策，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是 20 多年前社會福利政策的意外收穫。
1990 年代晚期，瑞典政府推動減少數位落差政策，家家都要有電腦，1998~2001 年，全國有 85 萬戶家庭經此政府政策獎勵方案購買電腦，當時瑞典全國家戶數 400 萬戶，可說大舉推動瑞典家庭擁有電腦的比例。
另一個重要政府政策，是及早推動與普及網路基礎建設，2005 年，Sebastian Siemiatkowski 創立 Klarna 時，瑞典每 100 人擁有 28 個寬頻連線帳戶，相對當年美國僅 17，世界平均僅 3.7。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回想小時候，他出身貧窮，不可能買電腦，但在獎勵購買電腦政策推出後，母親隔天就在政策補貼下去買了電腦，於是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才有辦法接觸到電腦，且 16 歲就開始學習程式設計，如今創立的 Klarna 預估市值達 460 億美元。
正如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的回憶，許多研究者認為，瑞典新創獨角獸比例能達全球第二，來自當初家家有電腦政策，以及即早推動普及網路基礎建設，讓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這類人很早就開始學習寫程式、接觸網路，經過 20 年紛紛創業，使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成為網路服務新創事業大本營，生出 Spotify、Skype、Klarna。
對 Klarna 而言，瑞典的有利因素還有相當大部分來自金融監管政策寬鬆，其他國家對線上金融諸多管制，對許多金融操作畏之如洪水猛獸，使新創動輒得咎，成本墊高，或完全不可行。瑞典政策寬鬆，使全歐洲投資金融科技公司的資金總獲利，竟有高達三分之一來自瑞典。
雙面刃的社會福利
另有許多觀點認為，瑞典的福利國家制度提供社會安全網，使創業風險較緩和，例如失業前 300 天保證 80% 薪水收入，大部分免費的幼托服務等等，一旦創業失敗，自己與小孩也不至於餓死。視訊新創事業 Vaam 的共同創辦人 Gohar Avagyan 就認為瑞典社會安全網讓創業家不用承受那麼高的失敗風險。
預估市值達 117.5 億美元的鋰電池新創事業 Northvolt 創辦人 Peter Carlsson 則認為，創業有漣漪效應，也就是說，同一國已有創業成功的例子，新一代創業家以此為典範，受到鼓舞，就會更想創業，因此 Peter Carlsson 認為要促進創業，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創造本國的創業生態。
瑞典創業率居全球第三，僅次土耳其與西班牙，每 1000 員工就有 20 家新創事業，新創事業 3 年存活率更是全球最高，達 74%。不過創業率高不一定代表好事，如土耳其顯然絕非健康的經濟體，創業率高是因正常企業無法存活，西班牙也有類似問題。
瑞典是否也如此？很有可能，因瑞典的福利國家制度雖然可能孕育新創事業，不幸的是也為此付出高稅率，而高稅率永遠是所有經濟活動包括企業運作的最大天敵。資金投資新創事業最終就是要獲利，然而瑞典資本利得稅達 30%，人才到公司上班就是要賺薪水養家，所得稅卻高達 60%，創業風險是降低了，但創業成功後成為一般公司卻得負擔沉重稅負成本。2016 年 Spotify 就考慮將總部遷離瑞典，表示過高稅率無法吸引國際人才，雖然最終並未付諸實行。
如果國家收重稅以投資社會福利，醞釀很多創業，公司成熟後又因高稅率跑了，政府豈不只是在當冤大頭？所以瑞典的福利國是否值得學習，還要多加思考。但幫窮人買電腦，20 年後新創蓬勃發展的溫馨故事，仍給我們很多啟發，就是一項政策可影響一整個世代，還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開花結果。
How Sweden became the Silicon Valley of Europe
※本文授權自科技新報，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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