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已變成財富累積的工具，台灣富豪（包括明星）特別喜歡買房子，2018年《經濟日報》報導，台灣超級富豪擁房4.3戶，是全球第三。根據財政部資料，房屋稅籍所有人男性平均擁有1.52筆房屋，女性1.44筆，台北市更嚴重，男性擁有1.73筆，女性1.62筆，換句話說，台灣有房子的人平均擁有1.5筆，台北市房屋更是投資目標。
很多人說這是華人有土斯有財的文化，好像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忘記政策也是推動房屋炒作的始作俑者，原因如下：
一、台灣房價只漲不跌，是政策護盤的結果。
從1970年代開始就有幾波房價飆漲，選擇性信用管制是最常使用的打房辦法，其實控制房價最有效的方法是稅制，但政府一直不敢大幅改變稅制，就連只針對擁屋多戶的囤房稅也無法執行。一旦房價開始下降，政府一方面減稅幫建商，另一方面提供更多低利貸款提升買氣，讓房價無法下跌。政府的說法是保護銀行，房價下跌會造成更大金融危機，但埋藏金融危機的起始是政府鼓勵更多資金投入房地產，倫敦城市大學的迦許．萊恩可林斯研究員發現，低利貸款不但沒有幫更多人完成擁屋夢，反而堆高房價，讓更多人買不起房子。現在政府又說銀行放款有太多房貸比例，必須護房價以防金融危機，讓住宅問題陷於愈來愈無法自拔的困境。
二、政府沒有真正建立住宅市場機制，也沒有建立補救市場失靈的足夠措施。
市場一直都需要國家規範，台灣的住宅經濟學者認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夠也錯誤重重。換句話說，就是政府的政策還是停留在放任的階段，維護炒作者的利益。更糟的是，市場萬能說被政策混淆成只有給予市場更多獎勵，花大量的補貼和行政資源在幫助社會上層的人，都市更新獎勵變成一棟棟造成社會隔離的豪宅，把公共空間私有化，非常不公平。政府放棄作為財富重分配、維護公共利益的角色，因而也無法修補市場的外部性缺失。
三、政策以市場機制作為萬能思考也有問題，因為住宅不是商品而已，是基本需求，國家的角色應該是在重分配。
更何況現在台灣的住宅市場嚴重失敗，極貴、極醜又無因應無法獲利的重要需求，像是老人的照顧等問題，過於強調住宅的交換價值、作為商品的利益，忘記了住宅也有使用價值，是基本生活所需。
社會住宅的出現，是台灣近年來的奇蹟，因為2010年之前，很少人知道社宅是甚麼。社會住宅的出現是在補足市場的失敗，照顧無法進入住宅市場的人，平衡財富的分配，讓較弱勢者也有基本的居住品質。在推動之初有許多困難，隨著一棟一棟高品質的公寓完成，社宅變成很搶手。
關於社會住宅自償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在國外的社宅基金部分除了政府補貼之外，部分是來自於其他獲利的都市開發計畫回饋金，但政府卻切割這些獲利和非營利的計畫，要求社宅財政自給自足，造成租金過高的問題。雖然目前社宅是蓋在公有地上，但許多土地是各市政府向其他公家機關購得，土地成本佔很大的比例。一般社福的機構本來就是政府必須支付的開銷，因為這是社會財富重分配。
另一方面，在法國和荷蘭，社會住宅是整個都市發展計畫的一部分，社會住宅的開發不僅提供住宅，同時也在改善都市的破敗地區，促進經濟發展。因此，社會住宅不僅增加更多的公共設施，也提供創業基地，加上商業空間的規劃，結合生活、工作和消費。台灣把文資空間、創新育成、社會住宅分開來運作和規劃，非常可惜。
因為提供寬廣的空間給工作，如果沒有可負擔的住宅在附近，這樣的空間很快就變成無聊的地方，因為晚上沒人，也沒有店家等服務業會在周邊產生，社會住宅和各種生財的工具脫離，也會有財政上的問題。總之，這些各自成立的「單位」，缺了其中一樣，就很難成功和長久經營。
說歐洲的社會住宅減少是因為無法自償是錯誤的，歐洲這些百年的社會住宅成本早就回收，而且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光是維護和管理，就創造了無數機會。這些國家的社會住宅組織努力在維持和增加數量，但他們面對是一堆站在市場考量的力量，社宅被刪減是因為政治的角力。這幾年漸漸嚴重的住宅危機，讓這些歐洲福利國家意識到住宅私有化的問題，所以這幾年社會住宅在歐洲國家是增加的。
瑞典的土地政策也源於亨利．喬治，和三民主義一樣，但瑞典謹守漲價歸公的原則，房地產業的獲利不是來自於炒作，而是來自於房屋的品質，因此造就瑞典最強的營造業，像是Sckanska就是高品質的國際營造公司。台灣高房價低居住品質，不是件好事。
總而言之，社宅成本和效益不是只是看一棟房子而已，還要考慮社會影響。以市場萬能來思考，是台灣住宅開始破敗和造成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房地產致富一直像海妖一樣蠱惑人心，以至於社會也缺乏共識，打房有很多辦法，如果沒有政府決心和社會共識，任何辦法都無效。住宅不只是商品而已，也是基本需求。政府應該重振的社會財富重分配的角色，才有辦法平緩貧富差距，減低社會的緊張對立。
作者為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公共事務和國際研究學院副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訪問學人。
本文獲《思想坦克》授權刊登，原文：邁向不正義之都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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