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當前在防詐上的一個普遍誤解是：將詐騙發生的責任歸咎於受害者的「貪念」，認為是消費者貪圖不當高報酬，才導致被騙破口的發生，此誤解讓受害者在金錢的損失之外，更要承擔被指責貪婪的壓力。
事實上，常見的愛心、感情或政府簡訊詐騙，受害者本來就不是因為貪念而上當。而即使是假借名人招募投資的詐騙受害者，所希望的報酬率對照不動產增值、或者是美國科技股票動輒數倍的漲幅，詐騙集團所佯稱的十多趴報酬，平心而論，並非所謂貪得無厭的追求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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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高報酬」，雖然大家琅琅上口，但是害人受騙的並非是對於高報酬的追求，實際上，沒有具備足夠的風險認知，才是真正受害的主因。該如何判斷每一個金融商品或每一筆金錢交易有多少風險存在其中，已經是所有人都需面對的考驗。
尤其，隨著技術改變與新媒體發達，不同族群的風險認知落差正隨著快速擴大。例如過去習慣領「十八趴」的軍公教族群，在面對年金改革推動時，勢必得設法因應政府承諾改變造成的收入缺口，所以當他們面對號稱十多趴投資報酬的商品行銷時，就會因為過去的認知，反而覺得這個報酬率好像合理，而忽略了該商品報酬與當前金融低利環境有不合理落差。
又例如，當年輕世代面對高房價與月光收入時，那些標榜以去中心化形態存在的加密資產，在網紅與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就算家長與政府不斷提醒，年輕人在風險認知上也會產生世代差距，認為老世代不懂網路，所以不知道價值所在，而讓虛擬貨幣成為年輕人盛行的投資標的。但最後，卻因為過度信任網路，而讓一些詐騙惡徒有機可趁。在風險認知的落差下，一些人原本的風險報酬直覺早已消失；而他們所相信的，事實上只是錯覺。
畢竟，人是群體的生物，需要與他人建立關係或者進行合作，來確保彼此的利益得以實現。所以人跟人間、人跟政府間，都需要有一個可信賴的信任系統，也藉由這樣信任中的制度與價值觀，作為彼此互動的基礎。而詐騙之所在，正是有惡徒濫用信任，用低偽手法謀取獲利，令人不齒。
所以，就防詐工作而言，除了強化政府資料查核、嚴懲不法、以及教育宣導等現有作法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強化社會信任系統，補強系統缺失，才能真正降低民眾風險評估的失誤。特別是以金融信任系統而言，用更穩健的監理來消除民眾對於內線明牌的迷信，又或者是進一步落實強化社會安全網，讓人民不必擔心健保、勞保的給付中斷，都是強化社會信任可行的工作。而面對低利率時代，政府可參酌日本財政投融資(FILP)制度以及多元性建設公債，創造較高報酬金融商品，引導民間資金有機會在政府信用保證下，尋求較高報酬，也都應是可行方法。
面對技術快速變遷，想做壞事的詐騙壞蛋只會愈來愈多，強化防詐，人人有責，而人人更能相互保護，就讓我們一起重整社會信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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