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24 年前的觀念，這一兩年會熱起來？中山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王致遠指出，這要回歸到 ESG 的本質，也就是探討什麼是倫理。他指出，倫理不只是一個人的行為準則好不好、有無違法，因為我們很難定義何謂對錯。
「20 歲的男生，想跟 16 歲的女生結婚，你們覺得可行嗎？」這是王致遠在《倫理與領導》課堂中拋出的問題。「應該可以？那他改跟 14 歲的女生結婚呢？為什麼就不行？法律等於倫理嗎？」
王致遠解釋，倫理問題看似很簡單，人們卻不一定執行得好。重點在於，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沒有全然的是非對錯準則。就好比，從小我們就被灌輸要堂堂正正，但你能保證自己的行為準則，真的很符合倫理道德嗎？
關於判定對與錯，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啟蒙時代的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等哲學家，他們提出各種觀點，像是正義論、功利主義、絕對道德主義、社會契約論等，「幾千年來，思想家都定義不出全然的『對與錯』，代表我們判斷事情，也不能陷入這樣的二元框架。」
他認為，倫理並不光是談對錯，而是「在一個國家體系中，人們願意接受、默認社會運作的基本規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於，倫理標準具有延展性，是與時俱進、會變化的。像是早期的蒙古採取共產主義，所有人都能分到同等資源；鐵木真上任，就實施英雄主義，從此刻起，「狩獵者能分到比較多食物」就成了倫理規範。
隨著這幾年環保意識抬頭、企業社會責任（CSR）興起，帶動 ESG 熱潮，人們重視這幾個準則，它們就會成為倫理的一環，這時當企業隨意排放汙水、不顧環境安危，就會被評為違背倫理道德。王致遠表示，企業倫理大致可從 3 面向來討論，順應社會倫理趨勢、跨國倫理問題、職場工作倫理等。
利潤與倫理未必是兩難，長遠來看可能殊途同歸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企業唯一責任是把利益極大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曾說，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幫股東賺錢。
然而，在 20 世紀後，所有企業幾乎都重視倫理。王致遠分析，最根本的現象是，許多企業發生醜聞，社會對於企業的本質，出現了新的思考，使得企業逐漸在意員工、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
舉例來說，我們在夜市看到攤販的互動，A 攤販沒有客人的時候，會願意把座位給 B 商家的顧客使用，顯示夜市攤販對於競業的「尊重」，而這種互相的精神，也與當下的社會趨勢有關，像是愈來愈多企業強調競合策略。
那麼，當企業在利潤與倫理之間遇到兩難，該如何抉擇？王致遠指出，應該要以順應社會趨勢為主，做出改變，雖然損失眼前利益，但長遠來看，不一定會吃虧。
美國清潔公司莊臣（S.C. Johnson & Son）在 1980 年代向陶氏化學（Dow Chemical）購買一項專利「Saran wrap」，藉由化學物質，強化保鮮膜隔絕氣味的能力，是市場技術領先者。
然而，當時社會出現反對聚氯乙烯（PVC）聲浪，要求莊臣下架此產品。儘管莊臣解釋，「Saran wrap」使用的是聚偏二氯乙烯（PVDC），對人體沒有影響，但社會大眾很難區分 2 種聚合物差別。
面對社會大眾的疑慮，莊臣替換掉原料，為了隔絕氣味的效果，投入100萬美元（約新台幣3000萬元），找尋 PVDC 替代原物料，但最終沒有成功。於是，他們不再使用 PVDC，放棄保鮮膜強化隔絕氣味的優勢。在找尋替代原物料的過程中，莊臣還建立了一份「綠名單」，將各項原物料分級、標註是否可以回收、對環境是否有害，並告知社會大眾。從 1886 年創立至今，莊臣仍在家庭清潔領域占有主導地位。這個例子可見，利潤與倫理，即使當下看起來是兩難，卻不一定是對立關係。
順應社會趨勢，只是第一步，隨著企業茁壯，到國外發展，又會遇到新的倫理挑戰。最常見的是，兩國的倫理規範截然不同。例如，企業到了中國做生意，可能遭遇「給官員好處」的潛規則，但對美國公司而言，拿廠商紅包，已違反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
王致遠指出，面對類似情境，有 2 項參考指標。首先是，你要在國外做的事情，有無違背「普世價值」；其次則是有無違反母國法律。如果母國對於你的行為，採取不贊成、不鼓勵的態度，但也沒有違法，則可以考慮入境隨俗。
圖／經理人
各國規範不同未必是倫理差異，也可能源於經濟落差
然而，有一種情況並不是兩國之間的倫理觀念差異，而是源於經濟落差。宜家家居（IKEA）1990 年代到印度設廠，生產地毯、窗簾，他們有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簽訂禁用童工的條約，但印度、孟加拉沒有簽署，國家並未禁止童工。
後來有媒體拍到，IKEA 在印度的下游廠商，疑似大量使用童工，儘管經過查證，發現此爆料是移花接木的手法，但南亞國家的童工問題，仍未解決。如果你是 IKEA 管理層，該怎麼做？
結果，IKEA 創辦許多中途學校，給童工讀書機會，並設立基金會，貸款給當地婦女，鼓勵微型創業。王致遠說，有時候國與國之間的倫理差距，來自經濟問題，印度、孟加拉當時太窮困，孩子不工作，全家都沒飯吃。跨國企業應找出更有創意的做法，而不是只有「做或不做」的選項。
讓員工拿難題考自己，高道德感能避免大錯
最後，企業也要重視職場倫理，建立良善的工作環境。王致遠說，從行為倫理學角度分析，員工做錯事情，有 2 種情況：被迫做不對的事、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錯事。
因此，他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培養倫理覺察（ethical awareness）能力，也就是做一件事情前，先思考可能牽涉到的倫理議題。
舉例來說，老闆要求理專賣一款組合產品，只要達成業績就好，但身為理專的你，明知這個產品對客戶沒有幫助。如果從「聽老闆」的角度思考，這個決策就已經去道德化，沒有顧及客戶利益。相反的，如果從倫理覺察的角度出發，理專應該要想，我身為理財顧問，是否要賣不恰當的產品組合？我推薦給顧客，我自己也願意買嗎？
至於員工刻意違背倫理的情況，就需要吹哨者（whistleblower）機制。例如，公司設有意見反映系統、告密信箱，保護吹哨者，使他們可以安心揭露舞弊或是不道德事件，而不會求助無門。
王致遠解釋，吹哨者通常不是「恨公司」，而是希望公司好。因此，身為管理層，從企業的整體運作制度，都要考慮倫理面向，招募時，選擇價值觀相近的人才，避免他們因為道德問題犯下大錯。最後，要展現扛責心態，向員工保證，「我們會仔細查證爭議事件的細節」，給予吹哨者保護空間。
王致遠
英國曼徹斯特商學院博士、中山大學大陸所碩士。研究專長為科技創新管理、國家競爭力、組織學習。在中山大學開設「創新管理專題」「倫理與領導」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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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自經理人，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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