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歐洲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德國能源嚴重依賴進口。美國能源信息署（EIA）顯示，2019年，德國進口能源佔總消耗量的71%。與此同時，隨着德國定下目標於2022年實現放棄核能，供應更有保障、且電費也較低的天然氣進口對德國能源至關重要。在現已沿用北溪一號，每年向德國輸出550億立方米天然氣，就以2017年為例，德國便從俄羅斯進口了530億立方米天然氣，佔德國消費量四成。
得罪盟友的外交敗筆
北溪二號落成後，由於繞過了烏克蘭、波蘭等途徑國，成功避開了兩國徵收高昂「過路費」（目前這些國家每年從俄羅斯輸歐天然氣收取高達數十億美元的過境費），還排除了途徑國掐斷線路的風險。
對於德國而言，北溪二號幾乎是絕境中的唯一出路，容不得外部因素的阻撓。儘管上述東歐諸國、波羅的海國家、美國等多個西方盟友強烈反對，德國仍堅持了與俄羅斯普京政府的合作，就算這些廉價天然氣被形容為「甜蜜毒藥」，梅克爾政府亦未有理會，堅稱這項經濟項目不會受到俄方威脅。
明年起全面棄核 穩定供電成謎？
過去十年，德國在減碳、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非常積極，同時也是義無反顧的走上了棄核的道路。但這當中不無掙扎：相比起相對清潔的天然氣，核電實現百分之百零碳排，其穩定性亦比風能、太陽能這樣「看天吃飯」的能源高的多——尤其是在氣候上並不盛產風力與光能的德國。也是出於這些原因，梅克爾早期一直支持發展核能。
作為一名物理及量子化學學家，她相信核電的作為清潔能源的潛力。但在德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反核運動在社會上和政界有着不小的影響力，當年反對核電站建立的公民運動大獲成功，1986年車諾比（Chernobyl）事故對德國造成的大範圍污染後更是勢不可擋。但梅克爾執政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她仍然堅持主張，反對甚至攻擊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棄核政策。2006年時她曾說：「我始終認為，關停技術上安全且零碳排的核電站是荒唐的。」
但2011年３的日本福島核災最終讓德國走上了「棄核之路」。日本跟德國一樣同為擁有較高技術和安全標準的國家，該場災難的嚴重性震撼了許多原本支持核能的人士，包括梅克爾本人。不過，讓遭遇天災風險相對較小的德國回頭的還有政治因素。
災難發生的短短幾個星期裏，與梅克爾關係緊密的基民盟（CDU）黨友、核能的高調支持者 Stefan Mappus，在國會選舉中輸給了反核的綠黨候選人。作為偏傳統、保守的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CDU選舉失利震撼了德國政壇，也讓梅克爾政府意識到民意所向。數個月後，德國國會便通過了在2022年底前關閉全國共17個核電站，德國將成為「首個轉向高效且可再生能源的工業大國」。
棄核後，進退維谷的德國
但這個決定事實上讓長期以核能作為主要能源的德國陷入了兩難。2011年，德國接近四分之一的電力由核電支撐，且其價格低廉、24小時穩定供應的特性，對德國工業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但與此同時，德國還需要履行《巴黎協定》下的減排承諾：在2020年前實現40%減排量（相對1990年標準）——該目標雖暫且達成，但沒有人能保證德國會否「倒車」。
事實上，2020年前外界一度認為德國無法完成任務。核電站的陸續關停導致德國在無風無光的深冬缺乏能夠運轉的電站，在德語中甚至有單詞來專門形容這段天氣如死寂一般的時期——「Dunkelflaute」，更糟糕的是，冬季電能需求恰恰處於峰值。根據德國能源智庫Agora Energiewende2017年的數據，在1月24日前後數日，德國有將近90%的電能由煤、天然氣和核能供應。這可見在天氣條件不良的日子裏，風能及太陽能供電仍舊十分不穩定，為國家的供電帶來極大風險。
梅克爾政府十年來急急關停全國核電站，一方面是更依賴俄羅斯進口天然氣，卻亦未有發展足夠的可再生能源去彌補電力缺口，或許也是一個走鋼線之舉。歐洲獨立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總監Guntram Wolff表示：「這個問題在未來10年，將會回來繼續纏擾着德國。」
今年5月，德國政府宣佈達成總體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起1990年）減少40%的目標，但這卻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2020年疫情引發的經濟和生產停擺。而德國智庫Agora Energiewende上個月公布的一項報告預測，從德國今年上半年的排放量來看，2021年總體碳排將出現反彈，達到7.6至8.1億噸，意味着德國在實現40%減排目標後，碳排降幅跌至35%至39%。
從棄核到發展可再生能源，梅克爾交棒後德國將繼續面臨挑戰。如今，已經關停多數核電站的德國仍有超過11%的電力依靠核能，可以想像，此次北溪二號的竣工以及預期在十月正式開通，對德國至關重要。不過，在繼續減排大業和確保能源安全的兩大目標下，德國仍須加緊拓寬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對於下一屆政府而言仍有許多難關需要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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