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應邀走訪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與泰國，都與一個共同的議題有關，那就是如何衡量衝擊投資（impact investing） 所創造的正面衝擊。這股來自非主流投資人的空前熱潮，提高了音量，隱然將醞釀一股具顛覆性的潛在力量。
許多人以「影響力投資」應用在我指的衝擊投資，我則比較偏好用有力道的影響力，來彰顯衝擊投資所造成足以力挽狂瀾的效果。
早期的衝擊投資，比較偏向能在特定環境或社會議題上，創造顯著效應的投資，優於對投報率的考量。這些投資聚焦在能有「可量化」效果的企業、組織、基金或固定收益的金融商品上，投資標的所產生的社會正面衝擊，諸如微型金融、創造弱勢就業、教育普及與品質改善、再生能源、剩食、負擔得起的醫療、乾淨的水資源等。
五年前，一項研究顯示，衝擊投資的投報率與主流投資相較，已縮小到一至二個百分點的差距。這個結果令人雀躍，因為有了可驅使主流投資人關注與投入的正當理由。
如果一塊錢投資出去，沒有做好外部衝擊評估，反而加速導致諸如氣候變遷的惡化，那麼利己的投資績效，就應該是必須嚴正以待的議題；如果一塊錢投資出去，可帶來多元的正面衝擊，那麼這些外部性的利他效益，就應該都要納入投資績效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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