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也在用！專訪IUCN亞洲總監：解碼「自然正向」新賽局，

CSRone 編輯台於「2026 國際永續峰會－自然正向的行動時代」論壇前夕，專訪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亞洲區域總監暨大洋洲主任 Dindo Campilan。

這場訪談雖簡短，卻直接點出企業面對自然正向（nature positive）時最關鍵的轉變：自然不應只是企業公益或保育專案的一部分，而必須被納入商業決策、投資判斷與營運管理之中。

圖片來源：CSRone永續智庫

IUCN 成立於 1948 年，是全球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自然環境保護組織之一，長期透過科學研究、國際標準、政策倡議與跨部門合作，協助政府、企業與社會共同回應自然流失、生物多樣性下降與生態系崩解等全球挑戰。

從低碳到自然重生：企業永續不能只解決單一問題

Dindo 首先指出，企業永續策略大致可以從三面向理解：污染防治、資源效率與環境友善（clean and green）；減碳、氣候調適與提升營運韌性（climate smart）；以及進一步回應自然流失、生物多樣性下降與生態系恢復的自然重生需求（nature regenerative）。

他觀察到，近年許多企業已高度關注潔淨能源、減碳技術與氣候調適，也逐漸理解氣候變遷對營運韌性的影響；然而，自然重生仍是企業永續策略中較容易被忽略的一角。他提醒，這三個面向其實緊密相連。企業不可能只發展低碳技術，卻不考量相關基礎建設、供應鏈或土地使用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也不可能只追求資源效率，卻忽略生物多樣性對企業長期營運的支撐。

「企業現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這三個面向取得平衡。」Dindo 表示，IUCN 的角色正是希望協助企業理解，這三者是彼此交織、互相影響的。若企業只處理其中一項，卻沒有檢視其對其他面向的潛在衝擊，解方本身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

Dindo的簡報指出企業永續策略容易忽略自然面向議題。

企業必須看見自己與自然的依存關係

Dindo 特別強調，企業能夠生存與成長，是因為自然持續提供原物料、調節功能與非物質價值；但企業活動同時，也可能成為生物多樣性流失的直接或間接驅動因子。

因此，企業需要同步盤點自身對自然的「依賴」與「衝擊」，才有可能進一步辨識風險、機會與轉型方向，事實上，所有商業活動都與自然息息相關，即使是看似距離自然很遠的金融機構，也必須理解自身直接或間接依賴哪些自然資源。

Dindo的簡報指出企業與自然的關係主要有三種。

他進一步以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說明企業與自然關係的不同層次。有些企業是從自然取得靈感（nature-inspired），例如仿生設計；有些企業是使用自然資源（nature-derived），例如能源、材料或原物。

但更進一步的自然解方，則是以自然為本（nature-based），意指企業在使用自然的同時，也能有意識地保護、復原，甚至重新建構自然系統，使自然本身也能從企業行動中受益。Dindo 補充說明，第二類與第三類之間，正是理解自然解方時最關鍵的差異。

企業與 IUCN 的合作啟動：科學工具導入

Dindo 指出，企業可以有不同層次的參與方式：從支持保育行動、運用自身技術與專業協助自然保護，到更進一步將 IUCN 的自然正向工具導入企業營運、投資與供應鏈管理。

在簡報中，IUCN 將自然正向企業行動放在四個支撐面向之中，包括保障機制（safeguards）、企業投入自然（business for nature）、社會與地球目標（societal and planetary goals），以及自願性揭露（voluntary reporting）；並透過 IUCN 紅色名錄、STAR 方法學、Key Biodiversity Areas（KBA）、自然解方全球標準等工具，協助企業將自然相關議題從抽象承諾轉化為可管理、可追蹤的行動。

對台灣企業而言，IUCN 也提出具體合作方向，包括試行或調整 IUCN 自然正向工具，應用於企業投資與營運；動員企業技術能力，協助強化自然正向工具；參與商業與生物多樣性平台，累積能力與國際交流；並在海外市場推動保育行動專案。

台達電的海洋生態合作即是一個具體案例，台達攜手IUCN 的 STAR 方法學在珊瑚礁生態系的應用，並以墾丁國家公園海域作為示範場域，探討當地物種面臨的滅絕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