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廉價電動車對歐盟的傷害
隨著中國廉價電動車大量進入歐洲市場，歐盟開始意識到過分依賴中國製電動車所可能帶來的風險。這種依賴與之前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類似，若中國對這些供應鏈進行戰略操控，歐盟可能會面臨原料價格飆升和供應短缺的危機。
這一趨勢對歐洲汽車製造業勞動市場的潛在影響也引起了關注。根據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的數據，該行業在歐洲直接雇用了約240萬人，若包括相關間接產業，則總勞動力超過300萬人。
中國製電動車的不斷進口增加可能會對歐洲汽車相關行業造成失業壓力。此外，歐盟與中國在電動車貿易上的不對稱狀態日益明顯，歐盟從中國的進口量遠超其對中國的出口，導致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在此背景下，歐盟執委會於2024年6月12日宣布從7月4日起對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實施臨時性關稅。同樣，美國在今年5月也對來自中國的多種商品包括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提高了關稅。
面對歐美的關稅措施，中國官方不僅嚴正抗議，還宣布對歐美商品展開反傾銷調查，甚至準備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訴訟。中國官方堅稱，中國電動車產業的競爭優勢並非源於政府補貼，而是得益於超大市場規模優勢、對外開放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中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致力於維護經濟全球化。然而，回顧中國電動車的發展歷程，中共政府實際上推出了許多產業政策來扶持這一行業，國家一直以看得見的手在介入市場的發展。
中共政府仍是推動產業擴張的關鍵推手
在中國電動車產業的崛起之路上，中共政府雖然確實有開放外資以及民營企業進入國內市場，但政府仍是推動產業擴張的關鍵推手。在1995年制定出的《第九個五年計劃》中，電動車便已成為238個關鍵計畫中的一個項目。
由於中共希望能夠降低空氣污染以及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對電動車產業的重視程度愈發提高，並繼續將其納入2000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中。除了中央政府提供大量資金在技術研發上，多個城市也設立了示範區。但到了2005年為止，中國電動車的生產還難以達到商業規模。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共政府對電動車產業的支持力度加大，國務院於2009年出台《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設立了要在2011年達到產能50萬輛，占乘用車銷售總量5%的目標，
此政策促使中國電動車產業開始起飛，城市或區域示範區的數量也開始增加，地方政府紛紛積極地在當地推動電動車產業，透過政府採購、直接補貼、稅收減免，以及各式的推廣政策（如更容易獲得車牌或充電免費）等方式持續支持該產業。
習近平將電動車產業視為戰略產業
隨著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競爭關係走向惡化，習近平政府也將電動車產業視作關鍵戰略產業，將其納入《中國製造2025》，希望透過電動車產業實現與歐美科技競爭上的彎道超車，目標讓純電動車在2025年達到80%在中國大陸製造，並在2049年達到全球領導地位。
2017年發布的《汽車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設立要在2020年新能源汽車年銷量達200萬輛，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佔中國汽車銷量的20%。
儘管中共官方聲稱，中國電動車的優勢並非來自補貼，許多研究都估算中國電動車產業確實獲得了大量的政府補貼。根據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估算，從2009年至2023年間，電動車行業獲得中共政府約2309億美元的政府補貼。
在2009年至2017年期間，年均補貼約為6.74億美元。然而，在2018年至2020年間，這一數額大約增加了三倍。自2021年以來，補貼金額再次急劇上升，補貼的形式以車輛購置稅減免政策為主，對消費者的購車補貼則是在2022年底退場。
中共政府對企業的補貼曾滋生腐敗，許多企業以造車之名來騙政府補助。在企業遭遇經營危機時，政府的金援也發揮了續命作用。以蔚來汽車為例，該公司最受歡迎的電動車型曾因電池問題被迫在2019年召回四分之一的銷售量，導致股價下跌並面臨退市風險。
在這關鍵時刻，合肥市政府介入提供幫助，投入112.6億元人民幣，並收購了公司24.1%的股份，幫助蔚來汽車渡過經營危機。
中共政府在電動車產業的發展中積極介入，這並非個別現象，而是其經濟發展策略的典型模式。無論是在哪位領導人的任期內，中共的經濟政策普遍偏重於生產多於消費，並慣用產業政策來扶持關鍵行業。
當中共強調消費時，也大多是要讓消費服務於產業政策的目標，如近期推出的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自從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共政府的產業政策便一直受到歐美國家的持續質疑。
中共對生產活動的補貼從來都不透明
與歐盟和美國的做法不同，中共政府未曾公開其對生產活動的政府補貼詳情。儘管中國大陸有義務向WTO提供補貼報告，但所提交的大多數資料只涵蓋地方政府的補貼，而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補貼則未被記錄。
在習近平統治時期，政府補貼形式的界定變得更為複雜，涉及政府引導基金和國營企業，使得外界難以估算實際的補貼規模。目前，一些機構正在根據有限的公開資料對中共政府的補貼規模進行估算。
有研究便顯示，直接補貼只佔中共政府產業政策的一小部分，中共政府還通過其他方式，例如提供稅收減免或特別優惠，來支持企業擴大生產。
然而，中共過度依賴產業政策的策略經常導致產能過剩的問題一再發生，產能過剩的現象不僅見於煤炭、鋁、玻璃、水泥、機器人設備和太陽能板等領域，也同樣出現在電動車行業。在電動車領域，由於眾多公司爭奪市場份額，產能過剩成為普遍現象。
特斯拉的降價行為進一步加劇了行業內的價格戰。自2024年2月起，比亞迪便引領了一波降價促銷活動，其他電動車製造商，如一汽─大眾、長安汽車、北京現代以及理想汽車也紛紛跟進。這種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特斯拉在中國的銷量和利潤下降，比亞迪的銷量同樣受到影響。
生產過剩、大量傾銷就是典型的中國特色
對中國內部而言，產業政策持續鞏固「供強需弱」的不平衡經濟結構，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衝績效從而製造了大量債務，也造成產業內捲價格戰，企業利潤下降甚至倒閉，最終也會加劇國內失業問題。
對世界各國來說，中國出口大批的廉價商品，則可能會對本國相關產業的產生經營及就業上的衝擊，除了歐美國家，連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東協國家都開始對中國貨品發起更多反傾銷調查。
中共官方目前擺出維護經濟全球化之姿，批評歐美國家在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但卻未反省到自己長期以來推動的產業政策，更有可能是造成經濟全球化衰退的原因之一。中共的產業政策所產生的產能過剩問題，會對外國造成就業上的衝擊，滋養了各國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
如果中共真心希望維護經濟全球化，比起對外推進懲罰性貿易政策，放鬆黨國體制對經濟活動的介入與控制，健全國內的社會福利體制，可能會更有效地促進中國民眾的消費能力，減緩產能過剩對世界各國的負面衝擊，也有助於全球逐步重建更公平互惠的貿易秩序。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經濟、氣候政策與全球治理。）
※本文授權自思考坦克，原本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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