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敬老金的發放，是政治力量介入社會資源分配最顯著的例子，對年長者的幫助微乎其微，更妨礙社會福利體系的建立。對我而言，既不排富、也無法提供足夠生活保障的重陽敬老金，不是社會福利政策，只是民粹政治的產物。
台灣將在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屆時65歲以上的人口會超過20%，由於戰後嬰兒潮與少子化的衝擊，台灣的人口結構將急速老化。台北市為例，截至今年9月，老年人口有50萬2686人，達總人口的19.8%，很快就會達到超高齡社會的20%，老人照顧的福利政策若不好好準備，恐怕會引起巨大的災難。
統計是統治的基礎，政治不應凌駕專業。監察院在2019年針對各縣市發放重陽節禮金提出一份報告，詳細調查與檢討敬老金之經費來源與適法性。援引主計總處統計，在2011年至2018年間，各地方政府持續發放「中央法定以外老人福利現金給付」，核發金額從48億成長至89億；核發人數從286萬人次增加到368萬人次。各地方政府財政普遍不佳，卻長期發放未有排富的重陽敬老金，對地方財政是沉重的負擔。
為了促使地方政府審慎評估、規劃社會福利給付，主計總處在2012年建立地方社福支出的預警機制，也將法定外的老人福利現金給付列入預警支出項目，若各地方政府在重陽敬老金、重陽節禮金、敬老慰問金等預算不斷擴編，連續三年超過預警門檻並未改善時，主計總處將扣減中央對地方的一般性社會福利補助款，目的是避免拖垮了地方財政。
但縱使中央設下了預警機制，各縣市的現金給付預算仍逐年攀升。在2014年到2018年間，只有宜蘭縣、苗栗縣、花蓮縣、屏東縣等縣市未超過預警門檻；台北市則在2016年時，因停發重陽敬老金，已從社福支出預警名單移除。
在我上任後，取消了不排富的重陽敬老金普發政策，發放對象以中、低收入戶的長者為主。到2021年，台北市的敬老禮金預算僅剩3700多萬，預算減列成效斐然。
社會福利政策應以照顧經濟弱勢者為主，不應將所有年長者皆視為弱勢族群，這是悖離社會實際情況。不建立適當的排富機制，不僅違反社會正義原則，也排擠了真正需要社福資源的族群。
在2014年時，台北市重陽敬老金一年編列7億元，隨著人口急遽老化，到了2022年時，單一禮金預算需擴編13.5億元。每年發重陽敬老金或許能一時討好長者，但長遠下來，會拖垮整個老人社福體系，甚至債留子孫，傷害未來的每一個老年人。
因此，在老人社會福利預算上，應該建置整體的長照系統，並做長遠規劃。台北市的老人福利支出，從2014年編列的27億，至2021年時已經提高到64億。
這段時間，我們在硬體、社區支持系統、健康與福利上，皆規劃了務實的政策。在長照設施硬體建設方面，台北市每一個行政區皆設有日間照顧中心，並持續擴大布建日照機構，逐年增加年長者的收托量；此外，台北市大量設置老人關懷福利據點、長青學苑、建立社區式長照機構等，強化以社區為支持基礎的長照體系，亦落實從健康、亞健康、失智、失能至臨終的多元健康促進方案。
在社區支持系統方面，台北市有超過400處的老人共餐聚點，透過餐費補助與活動辦理，鼓勵年長者外出、強化社區連繫；同時，我們也持續推動石頭湯計畫，讓長照醫療與社區資源結合，為每一個行政區的失能長者提供醫療後盾，並串接地方的鄰里關係與在地資源，讓在地共老、共好得以可能。此外，台北市也成立扶老專案，為弱勢長者提供居家修繕與生活輔具設置的服務，目的在於降低年長者在生活中摔倒的風險，建立更安全的居住環境。
在健康與福利方面，台北市65歲以上的市民皆可免費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肺炎是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三名，接種疫苗能有效降低罹病風險。更重要的是，我們在2021年投入了31億元補助年長者的健保費用，只要是綜合所得稅20%以下的年長者，皆符合健保費補助資格。
根據統計，台北市有88.6%的年長者、也就是接近9成的老年人口享有健保補助，最高一年補助8988元。相較新北市的25億、桃園市16億、高雄市20.65億的健保補助預算，台北市老人健康福利實為全國之最。另外，台北市編列了12億的老人乘車費用，65歲以上的長者，敬老卡每月有480點可用於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市立場館等，使用範圍持續擴大中。
取消重陽敬老金普發，不是世代對立，而是價值選擇。顯然地，距離財政永續的社會福利體系，我們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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