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作者於香港 IETA Asia Climate Summit 與 ClearBlue Markets Principal Analyst Yan Qin 的對談，以及歐盟、UNFCCC 與亞洲各國最新政策資料整理。
這種反差，在七月初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被具象化了。由香港政府贊助、IETA 主辦的 Asia Climate Summit 並非沒有人，但場內真正的終端買家屈指可數；更多的是碳市場中介、大宗商品貿易商與交易員、研究員，以及政府官員。大家都能熟練地談 Article 6、CBAM、方法學與市場完整性，現場最稀缺的，反而是一張真正的採購單。
更有意思的是，隔壁同樣有香港政府支持的 LEAP 科技展，佔地比氣候峰會大上好幾倍，人流卻更加稀疏。展場裡大多是中國機器人企業展示機械手臂、機器狗與人形機器人；沙烏地阿拉伯的展位幾乎沒有人，有些攤位甚至連參展商都沒有現身。這個場景多少有點諷刺：AI 在股市裡是大牛市，到了展場卻未必自帶觀眾；綠色產業則年年高喊需求即將到來，但買家仍像一班不斷延誤、始終沒有降落的班機。
也正因如此，會後我與 ClearBlue Markets 首席分析師 Yan Qin 的對談格外值得玩味。她長期研究歐洲與中國碳市場，也曾在 Refinitiv 擔任多年首席碳分析師。當自願性市場的買家沒有如預期出現，真正有能力「創造買家」的，往往不是下一場峰會，而是政策。於是我問她：「歐盟不是一直對國際碳權非常謹慎嗎？現在真的準備透過 Article 6、CBAM，甚至未來的 EU ETS，重新打開大門？」她沒有用一句「是」或「不是」回答，而是把歐洲正在打開的通道，拆成了三扇門。每一扇門的用途、開啟程度與時間，都完全不同。
第一扇門：歐盟 2040 目標，首次容許有限國際碳權
今年三月，歐盟完成《歐洲氣候法》修正，將 2040 年淨排放較 1990 年減少 90％列為法律目標。其中至少 85％必須在歐盟境內完成，最多 5％可由高品質的國際碳權貢獻。對長期排斥國際抵換的歐洲而言，這是一個重要轉折。
延伸閱讀：歐盟碳市場改革》ETS免費配額何時退場？3項方案曝光，同步推全球首個永久碳移除自願性標準
但「容許 5％」不代表歐洲重新擁抱所有自願性碳權。歐盟強調的是具環境完整性、符合《巴黎協定》第六條架構的國際減量成果，而且主要可能在 2030 年代後半才開始發揮作用。換言之，這不是讓企業用便宜碳權取代自身減碳，而是為難以消除的最後一段排放，預留一個受到嚴格管控的國際合作空間。
歐洲正在承認一件事：淨零不能只靠境內昂貴減量，也需要可信的跨境合作。
第二扇門：CBAM 可能承認 Article 6，但條件比想像中更窄
對台灣企業更直接的，是今年一月正式進入收費期的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2026 年進口歐盟的鋼鐵、水泥、鋁、肥料、電力與氫氣等產品，將在 2027 年九月底前首次申報，並繳交相對應的 CBAM 憑證。若能證明產品在原產國已經實際支付碳價，原則上可以扣除相應成本。
真正引起市場注意的，是歐盟近一步提出的修法與技術草案：若出口國已有強制性的碳稅、碳費或排放交易制度，而且該制度容許企業使用碳權履行部分法定義務，歐盟可能把這部分實際支付的成本納入 CBAM 扣抵。國際碳權則必須經 Article 6.2 或 6.4 授權與核發；目前流出的工作草案，甚至把認列上限設為該國合規制度確認排放量的 10％。
這裡有兩個常被新聞標題省略的前提。第一，企業自己到自願市場買一批碳權，並不能因此要求 CBAM 折抵；碳權必須被納入出口國的強制合規制度。第二，相關規則仍在歐盟立法與技術討論中，並非已經全面定案。
第三扇門：EU ETS 目前仍然關閉
Yan 特別提醒，歐盟 2040 氣候目標、CBAM 與 EU ETS 是三套不同制度，不能混為一談。現行 EU ETS 並不允許受管制企業使用國際碳權履約。未來制度檢討確實可能再討論 Article 6，但截至目前，仍只是政策方向，而不是企業今天可以使用的工具。
所以，最精確的說法不是「歐盟已全面接受 Article 6 碳權」，而是：歐盟的 2040 國家氣候目標已開放有限使用；CBAM 正嘗試打開一道狹窄通道；EU ETS 本身則尚未放行。三個訊號疊加在一起，才構成亞洲碳市場真正值得注意的轉折。
亞洲真正的機會：把碳收入留在亞洲
為什麼這對東南亞特別重要？因為 CBAM 不只是歐洲向進口商品收費，也在逼各國回答一個選擇題：同一筆碳成本，要由歐洲在邊境收走，還是由出口國先建立可信的碳定價制度，把收入留在國內，用於產業轉型？
若亞洲國家的鋼鐵、水泥或化工企業，已在本國支付可被歐盟認列的碳價，歐盟進口商就可能少繳相對應的 CBAM 憑證。若本國合規制度又允許有限使用 Article 6 碳權，部分資金便可能流向當地的再生能源、甲烷減量、森林保育或工業節能專案，而不是全部進入歐盟的碳成本體系。
新加坡已經走在前面。其碳稅納管企業可使用符合資格的國際碳權，抵換最多 5％的應稅排放；政府並透過 Article 6 雙邊執行協議，與多個碳權供應國建立專案授權與跨境移轉架構。這使東南亞不只是碳權的供應地，也開始成為合規碳市場制度的實驗場。
「Green electricity is a Chinese policy」：為何這條路更貼近亞洲？
談到中國，Yan 用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概括：「Green electricity is a Chinese policy。」她的意思不是只有中國重視綠電，而是亞洲未必會照抄歐盟以高碳價為中心的單一路徑。中國更可能把全國碳市場、綠電交易、綠色電力證書與產業政策組合使用。
2026 年起，中國綠證在核銷綠色電力消費時，原則上要求憑證對應的發電年度與用電年度一致，並鼓勵提高時間匹配精度。這代表綠電的環境屬性，正從一張象徵性的證書，逐步變成可追溯、可核算的產業資料。
這種路徑很符合亞洲製造業的現實：企業不一定能立即承受歐洲等級的碳價，卻可以先透過綠電、設備更新與供應鏈數據降低產品排放，再逐步接上碳市場和 Article 6。對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而言，這比單純購買自願性碳權，更有機會形成真正的產業競爭力。
但綠電也不是 CBAM 的萬能折價券。現行規則並不接受企業只憑綠證，就直接主張較低的實際電力排放；通常仍須符合實際電力來源、購電安排、時間匹配與第三方查證等條件。更重要的是，目前 CBAM 對水泥與肥料計入部分間接用電排放，但鋼鐵、鋁與氫氣主要仍只計直接排放。企業買了綠電，不代表明年的 CBAM 帳單就會等比例下降。
台灣最需要避免的，是把四件事混成一件事
對台灣企業而言，綠電、碳費、碳權與 CBAM 是四種不同工具。綠電證明能源來源；碳費是國內碳定價；Article 6 碳權涉及跨國授權、移轉與避免重複計算；CBAM 則是歐盟進口端的碳成本校正。它們可以互相連結，卻不會自動互相取代。
台灣接下來至少要處理三個問題。第一，國內碳費的實際支付、排放邊界、優惠費率與查證文件，能否符合歐盟對「已實際支付碳價」的認列要求。第二，如何擴大與友好國家的 Article 6 實質合作；台灣與巴拉圭已啟動相關合作，但要讓減量成果更廣泛進入國際合規市場，仍需要更多制度連結。第三，企業必須把碳管理從年度 ESG 報告，升級成產品、工廠、電力來源與供應鏈都可驗證的資料系統。
看不見的「碳護照」，正在跟著每一只貨櫃出海
散會後，我走出香港會展中心。維多利亞港上的貨輪緩慢移動，甲板上的貨櫃看起來與過去沒有不同；但從 2026 年開始，每一批鋼材、鋁材、肥料與工業零件的背後，都多了一本看不見的「碳護照」。它記錄的不只是排放量，也記錄企業在哪裡用電、向誰支付碳價、減量成果能否跨境被承認。
上一篇專欄，我寫的是在雨林中等待多年、用耐心把碳權「種」出來的開發者；這一次在香港看到的，則是另一場競賽：各國如何把減量成果放進法律、貿易與產業政策，讓一噸碳真正成為可被國際承認的資產。
延伸閱讀：別用買股票的心態買碳權！直擊2026亞洲氣候峰會：台灣進入碳有價時代，企業為何更需要懂森林裡的「耐心資本」？
台灣企業不該只問：「CBAM 最後要繳多少？」更重要的問題是：當全球碳市場規則重新排列，我們能否讓自己的碳費被承認、讓綠電被追溯、讓減碳投資留在本地，並且坐上制定亞洲碳市場規則的那張桌子。因為下一場出口競爭，比的不只是成本與品質，而是誰能替自己的產品，取得一本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碳護照。
作者簡介｜王浚儒
國際投資人，近年來積極參與跨國碳權交易及投資，深度追蹤歐盟碳排放配額（EUA）、中國碳排放配額（CEA）等碳市場動態，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官方會議中發表「永續金融」講題。倫敦政經學院、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及巴黎高等商學院EMBA結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雙碳時代戰略家二期班結業、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學士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