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Mitchell，67歲，輪椅族，截肢。
Carolyn Burns，56歲，因健康因素長期臥床。
Justin Mitchell，38歲，Anthony Mitchell的兒子，重度腦性麻痺患者。
Rory Sykes，32歲，先天視障及腦性麻痺患者。
2025年1月初，原本應該是雨季的洛杉磯，那幾天卻一反常態地極度乾燥，甚至我的臉部皮膚都因此裂開，只好不斷地擦著乳液。晚上睡覺時，強烈的聖塔安那焚風，也吹得我的窗戶咯咯作響。
1月7日早上，當地新聞發布報導，說離我當時住所西邊約30公里的Palisade出現大火；晚上，離我住所東邊約30公里的Eaton也陷入火海。
隔日，離我住處約10公里的好萊塢也爆發大火。剎那間彷若世界末日，原本湛藍的南加天空被烈火燃燒的濃煙遮蔽，空氣中瀰漫著燃燒雜物的濃厚味道，嗆鼻且令人窒息。我擔心火勢蔓延，不僅整日聽著新聞，手機訊息裡也充滿著家人與朋友著急的關切。
這場宛若地獄的南加州烈火，就這樣燒了將近一個月，不僅燒出了人類因應極端氣候的急迫性，也燒出現行災難準備策略中的嚴重缺陷。此次南加州大火，已確定至少有29位居民罹難，而上面列舉的四位，則是已知未滿70歲的身心障礙罹難者。
此外，還有15位75歲以上的高齡罹難者，均罹患程度不同的功能退化。換言之，罹難者中有將近2/3屬於廣義的身心障礙者。
極端氣候災害中的身心障礙者困境
身心障礙者常是在極端氣候災難中第一批遭到遺棄的群體。究其原因乃是災難來襲時，身心障礙者因為身心功能改變，在避難準備未將其狀況納入考慮，致使其難以在第一時間接收避難訊息，抑或難以順利移動至安全之處。
另外，即便救災人員設法協助身心障礙者脫困，然因環境障礙之處甚多，加劇救援的困難與危險情形。原本環境中若已存在諸多障礙，加上疏散準備與計畫常忽略其需求，便使身心障礙者在這些關鍵時刻，難以有效使用疏散設備進行避難，終而成為災難下的罹難者。
因此，若要避免身心障礙者持續成為犧牲者，除了平時持續改善無障礙空間，更應於氣候災難準備中，完善納入其經驗與需求。
的確，因應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極端氣候事件（extreme climate events）之災難準備，已愈發重要，對地處西太平洋的台灣更是如此。前言所描繪2025年初的加州大火無疑是氣候變遷所衍生的極端氣候災難。
隔著太平洋的台灣，也深受極端氣候之苦。由於溫室效應導致氣溫升高，全球水循環改變，不僅導致加州變得更加乾燥，野火頻仍，台灣亦出現不規則風災及伴隨而來的洪災。還記得2024年11月，台灣在立冬後仍迎來66年來首個冬季侵台的天兔颱風嗎？事實上，當時西太平洋共有4個颱風，其中10月底的潭美與11月的銀杏，更在菲律賓造成超過百人罹難的嚴重災情。
種種因素疊加導致台灣面對全球不穩定水循環引發的氣候災害時，脆弱性不斷加劇。首先，台灣位於歐亞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地勢陡峭，地質條件脆弱；其次，台灣位處北半球颱風路徑，每年春夏頻繁遭熱帶氣旋侵襲，帶來大量降雨與突發洪災。
洪災與地質脆弱性交疊，常導致山崩等天然災害，進而造成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根據災害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的資料庫，台灣極易受到水文、氣象與氣候事件影響（許耿銘，2017）。過去一世紀台灣每年平均遭3.5次颱風及多次暴雨，造成重大損失。
每年因洪水、山崩與土石流造成的損失，加上防災設施投入，金額已超過新台幣300億元，且呈逐年攀升趨勢。統計顯示，1958至2000年間，颱風與豪雨災害（包括洪災與山崩）平均每年導致108人死亡、逾250人受傷，並造成3458棟房屋全毀、5575棟房屋半毀。
儘管自1960年代以來已加強防洪措施，然而人口成長與都市化導致與洪災相關損失快速增加，1961至1991年間每年平均損失達新台幣55億元，約占國內生產總值0.25%。
氣候災害防災週期的四大階段
因此，台灣實難置身於全球氣候變遷所致的極端災害之外，亟需更為全面的氣候災害計畫與準備。鑑於台灣對氣候災害的高度脆弱性，積極採取防颱與防洪措施以減緩其影響極為重要。極端氣候下的防災工作，並非僅關注災害發生當下的行動，而是涵蓋整體週期，包含了災前準備（Preparedness）、災中應變（Response）、災後復原（Recovery）、以及減災與預防（Mitigation）。
災前準備指的是災害來臨前，先進行各種準備工作，例如訂定緊急應變計畫、舉行演習、儲備物資等，旨在讓國民在災害發生時能夠從容應對，減少驚慌與混亂。災中應變則是在災害發生的當下要如何立即行動，包含疏散民眾、搜救受困民眾、緊急安置、與提供急難醫療服務等，以降低生命損失。
災後復原則是指在災難過後，協助受災家庭與社區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常見工作包含重建受毀損之房屋與公共設施、提供心理支持服務、重啟學校與工作場所等，以重建社會與經濟活動。
最後，減災與預防指的是在長期規劃上，透過各種方式來減少未來災害帶來的傷害，包含改善都市排水系統、制定無障礙避難措施等，希望能從根本降低風險，讓未來災害造成的損害變得更小。
前述完整的氣候防災週期顯示，這些災害準備工作實在無法只靠單一行動者來完成，而是應該包括政府、社區與個人的協作行動（Dieperink, C. et al., 2016）。中央與地方政府必須制定政策並分配資源以建設關鍵基礎設施，如臨時避難所的規劃設置。
社區則應制定計畫，確保災害期間能維持關鍵服務，如交通運輸和物資及藥品的配送，並進行疏散演練。在個人層面，人們應該準備緊急應變包，內含不易腐壞的食物、乾淨水源、藥品、防水衣物、充電器，並學習前往避難所的安全路徑，或如何在危機期間獲取基本服務。在災難過後，則必須實施多層次的復原和重建計劃，以幫助個人和社區恢復正常生活。
然而，身心障礙者在氣候變遷引發的極端氣候災難準備中長期受到忽視（Kosanic, A. et al., 2022）。儘管近年來在歐美國家已有協助個人和社區應對氣候災難的努力，但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在相關研究和規劃中仍常受系統性地排除。
即便在臺灣有高達5.2%的人口經證明為身心障礙者，[註2]不僅他們的經驗常被忽略，決策過程也甚少考慮到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需求。
身心障礙者由於自身的身體功能受限或損傷，致使他們的氣候災害準備，無論是在個人、社區、與國家層次，或是於災前準備、災中應變、災後復原、以及減災與預防等防災階段工作中，可能皆需額外調整，才能使其及其家庭順利使用。由於這種普遍的隱形現象，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在氣候災害期間及災害過後面臨不成比例的負擔，不僅復原情況比非身心障礙者更不理想，甚至更加容易在災難中遭受損傷或死亡風險（Alexander, D. et al., 2012；Stough, L. M., & Kelman, I., 2018）。
這種「防災排除」的現象成為以公平正義為準則的極端氣候災難準備和因應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缺口。
台灣的現狀與挑戰
2024年6月，第十一屆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所發行的《強化民間防災、提升國家韌性》裡，也罕見地在這約50頁的報告中提及「身心障礙」4次，以及「行動不便」3次，並直接點明身心障礙與高齡者是台灣當前防災主要缺口之一，以及列為優先辦理議題。
雖然欣見台灣政府終於正視身心障礙者在防災工作中受系統性排除的不正義狀況，然而該報告仍以「平時和列冊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有較多互動的社政體系人員」（表四、51頁）為主要的防災工作參與者。
換言之，我們對於身心障礙者在災難中的經驗、及對災難準備工作的意見，仍舊偏重相關專業工作者的意見。因此，我們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理解，仍僅停留在「身心障礙者是防災排除受害者」。
雖然認清身心障礙者在台灣氣候災害準備中所遭受的不平等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同樣重要的是超越這種「缺陷觀點」（deficit-based perspective），賦權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在氣候災難週期的各個階段提出需求，表達其對個人、社區和政府機構防災準備的調整偏好。
這種自下而上的方法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的原則，體現了「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精神（Jodoin, S. et al., 2023）。
結語
2025年4月2日，加州大火過去兩個多月。我因為到加州開會，有機會再回一趟洛杉磯。洛杉磯的天空，一如以往的蔚藍；天氣，仍舊是這麼地舒爽宜人；好似兩個月前的大火不曾發生一般。
然而，那一萬多棟房子，連著生活痕跡與記憶，就這麼燒成灰燼，在這兩個月中一點一滴從社區中以及人們的視野中移除。當初十幾萬人被迫離家，至今也仍有幾萬人居無定所。
慶幸的是，這兩個多月來，許多受影響的居民，以及熱心的社區成員動員起來，組成一個又一個的在地互助組織，不僅互通有無，也進一步地匯聚成集體力量，對體制進行課責與改革。身心障礙者也參與過程，並獲得了一些資源與協助，嘗試彌補其喪失於大火中的必要醫療輔具。氣候災害後的復原是條漫漫長路。而這條路上，誰也不該缺席。
註解：
資料來源為：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淹水災害與防災：台灣颱洪（洪災）災害的特性. Published NA. Accessed.
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身心障礙統計專區: 1.1 領證人口. In:2024.
參考資料：
許耿銘（2017）。都市水患風險脆弱性之初探 臺南市空間與非空間因素的分析. 政治科學論叢, (4), 149-191.
Alexander, D., Gaillard, J. C., & Wisner, B. (2012). Disability and disaster. In Handbook of hazards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p. 413-423). Routledge.
Dieperink, C., Mees, H., Priest, S., Ek, K., Bruzzone, S., Larue, C., & Matczak, P. (2016). Enhancing urban flood resilience as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challenge: An exploration of multilev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 Nairobi Conference on Earth Systems Governance (pp. 1-26).
Jodoin, S., Buettgen, A., Groce, N., Gurung, P., Kaiser, C., Kett, M., ... & Youssefian, E. (2023).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The urgent need for disability-inclusive climate research. PLoS Climate, 2(3), e0000153.
Kosanic, A., Petzold, J., Martín-López, B., & Razanajatovo, M. (2022). An inclusive future: disabled popu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55, 101159.
Stough, L. M., & Kelman, I. (2018).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disasters. 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 225-242.
※本文授權自台大風險中心，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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