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氣候韌性 全球南北差距大
從海平面上升到極端氣候的侵襲，氣候變遷的影響隨著人類活動加劇，然而，這些後果並不是等量分配給所有人來承擔。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直言，當氣候變遷影響全球所有人的同時，那些較貧窮、較脆弱的族群通常會先受到傷害，且受衝擊的程度遠高於其他人。
事實上，深受其害的族群，多半不是問題的製造者。為了讓氣候變遷「肇事者」負起責任，並彌補、協助受到氣候變遷衝擊的族群，「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概念於是因應而生。
自全球化以來，因經濟發展不均產生了「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南北差異」。雖然全球北方製造較多的碳排、全球南方較少，但前者卻因為發展程度較高，因而對氣候變遷有著更高的抗性（Resistance）與韌性（Resilience），後者則沒有這麼幸運。
根據肯亞智庫「非洲權力轉移」（Power Shift Africa）的研究，許多非洲國家每年需要花上GDP的4% 因應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伊索比亞等國甚至高達6%，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影響甚大。以伊國的GDP來看，相當於國家每20美元的收入，就需要支出1美元，用於治理氣候變遷的衝擊。
區域內也有不平等 從卡崔娜颶風看氣候弱勢
另一方面，如果把氣候變遷影響範圍從國家縮小至地方，同一地區也會因為種族、性別、資本等因素，導致程度不一的衝擊。2005年發生在墨西哥灣的卡崔娜颶風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礎。
一份2006年發布在《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期刊的研究顯示，剔除掉那些原本不願提前撤離的族群（約五成），面對卡崔娜颶風的侵襲，仍有兩成的族群因為種種社會與經濟因素，而必須待在原地，這些原因包括缺乏離開住家的交通工具、無法提前預訂外地的住宿、需要留在城內等候領取政府的救濟金等。
就算將不願提前撤離的人納入考量，在風暴侵襲之後，有經濟能力者仍可自力離開災區，較貧窮者因為缺乏離開的手段，通常只能直接承受極端氣候帶來的傷害，待在原地等待政府的緊急救援；加上許多被迫滯留災區的是黑人，更進一步加劇在氣候變遷之下，因種族、經濟等因素而凸顯的弱勢形象。
追求氣候正義 司法機構認定國家有義務
近十年來，為弭平氣候變遷對弱勢者帶來的傷害，凡是認為在發展過程中，碳排放導致自身生活受侵害者，皆可透過自行發起或由非營利組織代為發聲的方式，採取法律行動，讓法官裁定個人的權利受損是否與氣候變遷有直接關聯。
舉例來說，2019年12月，荷蘭最高法院審理「迫切議程基金會訴荷蘭政府案」（Urgenda Foundation v The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明確表示人民有免於受到氣候變遷威脅的權利，因此政府有義務採取行動，大幅減少碳排放，以達成維護人權的責任。法院判決確定荷蘭政府須在2020年底前，達成減碳25%的目標（以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基準）。
這也是全球首度有國家在司法上明確認定政府有義務，盡力讓人民免於受到氣候變遷的侵害。
此案開了先例，後續無論是南非、比利時與英國等國的法庭，皆在2021年對控訴政府在氣候變遷上無作為、或作為不足的相關案件，作出不利於政府的判決。這足以顯示，許多國家已開始重視氣候正義的概念，並要求政府推出減少碳排放、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
比利時環境非政府組織Klimaatzaak大使David van Reybrouk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指出，比利時政府的氣候政策無疑正侵害著基本人權，且現在如果沒有改變，未來狀況將會依舊，因此在人民的壓力下，政府必須做出回應。
除了氣候訴訟的手段之外，隨著人民對氣候變遷關注度提升，在民主國家，還可以透過公民連署、投票等方式影響政府的決策。趁著還來得及，我們還可以做出改變。
※全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共同企劃：環境資訊中心，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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