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鬼的生活只有兩件事，不是在喝酒，就是在買酒的路上。我在山區務農，距離最近的便利商店路程要兩小時，但癮頭一來，還是忍不住往山下衝，像著了魔似的。」40多歲的重度酒癮患者張小姐，淡淡地述說自高中以來，長達25年的飲酒日常。
她曾經沒日沒夜地喝酒，每天至少乾掉一大罐威士忌、高粱，喝到腦部出狀況，直到兩年前痛下決心戒酒，才重新找回人生。在台灣，約有70萬名酒癮者，但像張小姐一樣願意尋求治療者少之又少，多數選擇封閉在家，自我傷害，更嚴重的是失去控制能力，出門肇事傷人。
近年修法提高酒駕刑責，使得酒駕取締件數顯著下滑，但累犯仍維持近四成，須導入酒癮治療才能斷根。（圖／取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網站）
酒駕者近4成是累犯
翻開交通部、警政署最新統計，全台2022年前10月酒駕取締件數近4萬4千件、酒駕交通事故死亡人數230人。其實近年在「酒駕零容忍」的社會氛圍下，國內不斷修法加重酒駕刑責，8年來酒駕件數和事故死亡人數，下降近50％。
但值得關注的是，從交通部統計來看， 酒駕累犯情形並未減少，仍維持近4成比率，多個醫學研究更顯示，累犯當中，7成有酒癮問題，導致再犯率高，顯然單靠法律遏阻效果有限，這是台灣要有效解決酒駕的第一個困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直言，酒癮是一種腦部疾病，個案沒有能力看到後果，進而去控制現在的行為。國內外研究確實顯示，酒駕累犯高比例有酒癮問題，到了3犯、4犯以上，酒癮個案比率甚至超過9成，他們明知會被罰、被關，腦部機轉還是無法控制行為，「重罰他是沒用的，罰完仍可能再犯。」
為了讓酒癮者能徹底「斷根」，台北地檢署和北市聯醫松德院區2016年啟動合作計畫，結合司法和醫療處遇，建立檢察官給予酒駕者緩起訴處分，轉介醫院戒癮治療機制。黃名琪追蹤超過六百名個案發現，治療結束後一年，緩起訴個案再犯率約五％，未完成治療者再犯率超過10％，從未接受治療者則有20到30％再犯率，代表醫療介入對於降低酒駕確有效果。
只是，推動6年多來，轉介人數始終不多，地檢署每年酒駕緩起訴約一萬到兩萬人，附帶命令酒精戒癮治療卻只有數十人到兩百多人不等。就連打先鋒的北市聯醫松德院區，每月也頂多收到10名緩起訴轉介個案，更遑論在其他縣市，幾乎難以推展。
累犯緩起訴 「不符正義」？
在判刑或給予治療的抉擇下，現行法規和實務面的「兩難」，成了第二個困境。
「執行上最大的困難是，地檢署可以不理我們，檢察官不發球，醫療端就無法接球。」黃名琪直言，即使拿出數據證明，檢方普遍仍對戒酒治療的效果存疑，加上緩起訴就得「積案」，多少會造成行政負擔，導致檢察官轉介意願多半不高。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成癮醫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婉汝則點出，緩起訴酒癮個案被強迫來治療，通常不太配合。不過，比起以往酒測只能驗出24小時內飲酒，現在新的CDT（缺醣型運鐵蛋白）檢驗，可測得一個月到三個月內的飲酒情形，法院應比照第一、二級毒品緩起訴，要求定期提供檢驗報告，「有強制性，病人才會乖乖配合，否則就算醫院驗出個案喝酒，也沒有約束力。」
醫療端期待檢方擔任「發球者」，積極轉介個案，然而實務上，檢方卻面臨制度設計的矛盾與兩難。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拋出疑問，一個酒駕犯累積3犯、4犯，理論上應重判，卻因被推定有酒癮，反而緩起訴他，不用處罰，只需治療，「愈重的判愈輕，這樣真的好嗎？」
林達分析，喝酒本身並不違法，司法的目標是禁止喝酒開車；但醫療的目標是解決個案的喝酒問題，而非開車問題，雙方目的本來就不同。站在司法角度，喝酒無罪，但喝了酒又開車，就該接受處罰，他贊成透過司法強制力讓酒癮者接受治療，不過與此同時，該處罰的開車行為仍要受到制裁。
「關鍵就在現行《刑法》手段呆板，為了鼓勵酒癮者治療，只能用緩起訴來交換，放棄刑責的追訴，才會出現這種『不太正義』的情況。」林達觀察，德、美或日本等國家，都發展出多元的法院命令，在判處有期徒刑之外，另外搭配保安處分，像是規定刑前或刑後，還須接受一定時間的戒癮治療。
回到《刑法》條文，現行第八十九條雖針對酗酒犯罪者訂出「禁戒」的保安處分，但條文定義不明，包含禁戒機構、治療方式和收費都沒規範，實務上很難執行。林達認為，應好好檢討修法，若只有現行的緩起訴手段，會讓檢察官轉介個案時有所顧慮，很難全面推展開來。
酒癮治療經費與資源不足
此外，經緩起訴轉介的酒癮患者，治療全須自費，但即使自願就醫，政府對戒酒癮投入的補助經費和資源也不足，是第三個困境。
衛福部每年補助酒癮個案門診、藥費、住院等預算僅編列6百萬元，2021年起增至1千7百萬元，每人申請上限4萬元，以鄭婉汝的治療經驗來看，「經費還是不太夠，大概半年就用完了。」
協助過眾多患者的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個管師林心婕試算，個案若只看門診，且每周規律回診，取藥費中間值，1年約要6.5萬元，再加上兩周一次心理治療，1年約3.75萬元，加總就超過10萬元。若情況嚴重到須住院治療，單日就要花上2千至4千元，是筆不小的開銷。
通常院方會建議酒癮者，至少進行6個月到一年療程，狀況會較穩定。林心婕觀察，現行四萬元補助，個案經常不到半年就用完，後續得全部自費，多少會降低患者的治療意願，中斷後又回去喝酒，一直反覆循環。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諶立中坦言，相較反毒、禁菸，酒癮問題沒有太多人關切，政策很難形成討論。他2015年上任後，逐年推展酒癮治療，但經費很難爭取，只能想辦法從別的預算挪過來，2022年編列1千7百萬元，實際執行近3千萬元，服務3千多名酒癮者，代表治療需求遠大於預算規模。
諶立中認為，要爭取一筆龐大經費投入酒癮治療，應立法推動「酒捐」，不過這涉及酒商利益，且社會反彈力量很大。衛福部只能先做好準備工作，逐步培養酒癮戒治專業人力，盤點有意願投入的醫院，等待推動時機。
台灣每年國產和進口酒類總量多達7億公升，對於酒捐的必要性，黃名琪也深有同感。她直言，菸害和毒害防制都有大筆經費，唯獨酒害沒有，酒精造成那麼多社會問題，酒商賺錢同時，理應承擔社會責任。若能推動「酒害防制法」，可比照菸捐模式，每次買酒就會有部分捐款，用於酒癮治療和酒害防制，唯有透過法律制定，才能規範酒精販售、廣告宣傳等，同時挹注相關經費，釜底抽薪解決問題。
法務部一九年就定調，將酒駕防制重點放在「刑事重罰」和「醫療介入」兩大方向，但除了不斷修法加高刑責，在酒癮戒治上，跨部會能否有更細緻的合作與配套，經費是否到位，僵化的法條能否修正，都是影響執行成效的關鍵。政府單位不應等到重大社會憾事發生，才痛定思痛急補破網，現在就該著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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