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飛了一趟西班牙巴塞隆納。這座城市總帶著一種慵懶而迷人的氣息，但身為氣候科技的投資人，職業病讓我即使在看展時，目光也離不開那些細微的永續轉變——比如展會上的識別證套，已經悄悄從塑膠換成了再造紙。
圖為再造紙識別證套。 圖片來源：王浚儒提供
午後，我坐在戶外的露天咖啡廳，手裡端著一杯冰涼的西班牙國酒「桑格利亞」（Sangria），享受著難得的放鬆時刻。突然，手機震動打破了這份寧靜。微信上的北大新能源班群組跳出了訊息，幾位同學興奮地轉發著一條重磅傳聞：馬斯克的團隊正密訪中國多家太陽能龍頭企業，其中一站便是我同學任職的協鑫集團（GCL）。
「是不是要談太空太陽能落地了？」 「這想像空間太大了！」
圖為當時參訪協鑫時的閉門會議。圖片來源：王浚儒提供
壟斷全球九成產能，連賣去歐洲都是賠錢的
「你們看財報就知道，即使是龍頭，現在每季虧損都可能是十億美元起跳的，」那位高層語氣平靜卻沈重。
中國太陽能產業正面臨著一種詭異的「雙重極致」：一方面，中國製造了全球超過 90% 的太陽能板；另一方面，全行業卻陷入了殘酷的「整合期」（Consolidation Phase）。
更令人心驚的是，「內捲」早已溢出國界。這位高層坦言，現在的價格戰已經殺紅了眼，不只是在中國國內捲，連出海到傳統的高價市場——歐洲，也幾乎是在賠錢賣。 為了維持現金流和市佔率，大家只能在虧損邊緣瘋狂出貨。
在歐洲市場淪陷、利潤被削薄到見骨的情況下，所有人的目光被迫轉向了最後一塊肥肉：太平洋彼岸的美國。
50%的補貼誘惑，與25%的資本緊箍咒
為什麼非去美國不可？因為那裡有令人難以抗拒的誘因。該高層透露，若能成功在美國設廠製造，政府的補貼能覆蓋超過 50% 的生產成本。更有甚者，為了拿到「Made in USA」的產品，美國客戶甚至願意預付長達五年的訂金。
這聽起來像是一場淘金夢，但美國政府在送出胡蘿蔔的同時，也劃下了一道致命的紅線：針對「受關注外國實體」（FEOC）的限制。
根據新規，若要獲得全額補貼，中國股東在企業中的持股或控制權不能超過 25%。這意味著，中國光伏（編按：太陽能）巨頭們不能像以往那樣獨資掌控，而必須進行複雜的資本博弈，在讓出股權與保持技術控制之間走鋼索。稍有不慎，便會落入為他人作嫁衣的困境。
當「中國速度」撞上「美國工廠」
即便搞定了股權結構，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一一落地。
「美國的製造業文化，和我們完全是兩個世界，」那位高層苦笑著說。在中國，工廠通常實行兩班制，就能把機器的產能榨乾，維持 24 小時運轉；但在美國，同樣的運轉強度，你至少需要安排四班倒。
更有趣的是「培訓」難題。美國工人對於精密的太陽能製造流程並不熟悉，學習曲線極長。為了降低溝通與試錯成本，這些中國工廠主被迫採用最原始也最昂貴的方法：全盤複製。
他們將美國工廠的佈局（Floor plans）、設備的擺放方向、甚至連操作動線，都完全照搬中國母廠的設計。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讓他們可以直接用中國那一套現成的 SOP 來進行管理，試圖縮短教育時間，在異國他鄉複製「中國效率」。
太空夢與四班倒：能源轉型的殘酷物語
放下手機，我看著巴塞隆納街頭悠閒的人群，不禁感嘆。
微信群裡的同學們還在憧憬著馬斯克的「太空太陽能」宏大敘事，但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光伏企業家們正在面對的，卻是賣往歐洲的赤字訂單、25% 的股權紅線，以及無休止的跨文化磨合。
這場能源轉型或許始於技術，但最終決定成敗的，往往是這些最不性感的細節。對投資人而言，看懂了這些「魔幻現實」，或許比追逐下一個概念題材更為重要。
作者簡介｜王浚儒
國際投資人，近年來積極參與跨國碳權交易及投資，深度追蹤歐盟碳排放配額（EUA）、中國碳排放配額（CEA）等碳市場動態，曾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官方會議中發表「永續金融」講題。倫敦政經學院、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及巴黎高等商學院EMBA結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雙碳時代戰略家二期班結業、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學士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