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頒獎的這一整天，卓亦謙的神經快節奏地張弛，一會兒有些緊張，一下子又亢奮了起來。
時間過得很快，倏地就到了深夜兩點多鐘，周圍慶功的氣氛仍在鬧騰，他抿了幾口白酒，掏了根菸，帶著他的粉紅色河馬：一隻皮毛已經有點痕跡的胖玩偶，和女友Genie緩緩走出了餐廳。
來自香港的阿卓，是《年少日記》的導演，今年他靠著這部電影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和觀眾票選獎。鎮日折騰，身子已有倦意，他清瘦的手腕幾乎拿不太動超過3公斤的金馬獎座了，但卓亦謙眼神裡頭的光火未熄，始終藏著一些纖細敏感、一些抑鬱、一些脆弱，和一些不可名狀卻非常熱切的東西。
他的作品《年少日記》，也像他的眼神，像首憂鬱卻不張揚的詩。
初衷》喪友之痛 讓他對生命不斷反芻
戲中由一本孩子的日記串連起雙線，一廂，小朋友鄭有傑賣力想讀好書、彈好鋼琴。但他總是比不過優秀的弟弟，而精英父親病態的完美主義，和他鞭打兒子的雞毛撢子，冰冷分數和家人失望目光，都讓鄭有傑「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這個夢想愈來愈遠。
另一廂，長大成人的年輕教師，發現自己班上同學寫的遺書，少年隨時可能步上窄仄階梯，爬往天台，再一躍而下⋯⋯。於是，他開始剝開記憶中的傷痕，面對自己也去過、正對著香港高樓的那個高處，那裡很自由，卻也很致命。
這是非常深刻、動人卻也很沉痛的電影，拍攝孩子、青年「自殺」這種沉鬱主題，在商業市場畢竟不討喜。
但卓亦謙有他不得不拍的理由。坐在眼前的他，前刻臉上還帶著獲獎的喜悅，談起往事，表情瞬間沉了下來。
那是2009年一個常日，正在念大學的阿卓，看到朋友正窩在教室一角寫東西，「他很愛創意寫作，我還記得，他曾經只花了兩小時寫出一個溜冰場的故事，裡頭的小女孩、中年男子、還有其他人，在那裡展開了各自的新關係。」
他當時隱隱覺得朋友不對勁，但沒能做什麼，直到隔天他進了學校，才知道那個朋友竟然已墜樓身亡，自責、懊悔和很多很多的情緒瞬間衝了上來。
故友留了一封信給阿卓，6千多字，是用劇本形式寫出來的，他要阿卓為他保存10年，「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10年。」卓亦謙鎖眉說，但從那時起，殘忍現實、被壓抑的年輕生命，以及自殺這個主題，已經成為他創作的重要主題。
而且，對阿卓來說，朋友的死和《年少日記》深沉的敘事，都不只是屬於角色和好友而已，「2016年，香港9月開學，前後好幾天，每天都有人跳樓……。」這是好幾世代的香港故事，甚至也是卓亦謙自己的故事，「朋友離開才讓我想寫故事，大學我寫東西也不是很厲害，但我覺得，我有點了解他的世界。」
《年少日記》不但是阿卓獻給朋友和那些墜樓青春的作品，更是阿卓對自己生命不斷反芻後的一本日記。
「憂鬱症。」卓亦謙很快提到了現代都會叢林裡的幽靈，「（病發時）腦袋想的事情會不合邏輯，至少不是常人的邏輯。那時候，人會不知道自己憂鬱，有太多心裡話沒辦法發洩，怪自己，又不敢跟別人說，覺得自己是怪胎。」
出身》香港官二代 自稱學業「失敗者」
卓亦謙沒有明說，但他或許跟電影裡的孩子有傑經歷過類似的童年。他父親卓永興和鄭中基飾演的大律師一樣，是香港傳統的精英，現在是香港政務司副司長。在電影中，那隻粉紅色河馬和另一個布偶，就像王家衛《花樣年華》裡的樹洞，主人們總抱著它們，傾訴內心深處的祕密。
「河馬是我爸爸1984年追我媽媽送的禮物，3年後，我出生，爸媽把河馬送給我，小時候，家裡沒人，我就會跟河馬玩，一直到現在30多歲，我還在跟河馬說話。」阿卓說。
電影裡的小朋友鄭有傑從小成績不好，「我學業也很差，回想起來，我高中可能就已經有憂鬱症了。」阿卓說，「我學業不好，我從七歲到高中，一直是個失敗者，公開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總分30分，我只拿到8分。那時我跟家裡關係也不是太好……。」
在《年少日記》中，一位弱聽高中生「蛋糕」，因為聽障被同學霸凌。卓亦謙猶豫了一下，終於說出了他自己幾乎相同的往事。「我其實也有弱聽，我聽人說話，有時要用猜的。」阿卓說，「高中就有人笑我，我很矮，如果要反擊，只能把別人推下樓梯。我很不開心，但學校沒有教我人與人的關係。」那時，阿卓要發洩情緒，只能裸著拳捶打牆壁。
「15歲時，我記得我看到電影《心靈捕手》，我不停地哭。」卓亦謙在電影中看到其他脆弱的靈魂，他也慢慢愛上了這種藝術。
即使學業不好，卓亦謙終於選好自己的路，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開始了電影的旅途。
長大很難，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大人也好難。大學時，卓亦謙歷經喪友之痛，畢業後難處同樣很多，他成了編劇，曾參與《今晚打喪屍》、《殺破狼．貪狼》劇本創作，但也就只有這兩個劇本順利被拍成電影。
低谷》曾窮到沒錢進帳 克制跳樓衝動
直到2019年，他決心拍下朋友的故事，正式藉著《年少日記》前身《遺書》獲選香港大專組「首部劇情電影計畫」繼續前進，但太多關卡要過，放棄的念頭幾乎沒停過。
生活無情地壓著他，最窮的時候，一個月根本沒有點滴進帳。「當時，我每天都在九龍灣小小的房間工作。」他秀出手機照片，那時候他整個人都腫，頭髮也掉了不少，每天睡在沙發床上，全身痛，只能靠止痛藥緩解，心裡的憂鬱更折磨著他，常常忍不住望向旁邊的大窗子，克制著跳下去的欲望。
他沉默了一會兒，此時，坐在他身旁的女友Genie忽然溫柔地勾住他的脖子，雙眼直勾勾盯著他。Genie也曾有情緒問題，兩人相戀後，Genie陪著他繼續修改劇本、拍攝，一直到剪輯，加上監製爾冬陞的督促，才終於完成這部作品。
「我希望這部電影，能讓留下的人互相擁抱。」得到金馬獎後，卓亦謙動情地說。一路走來，他一次次陷入低谷，但他現在遇到了Genie，終於發現自己有能力好好擁抱、好好傾訴，感動更多人。
「金馬獎這次開場影片中，張姊（張艾嘉）說：『電影會一直拍下去。』聽到後我就哭了，開場影片像是告訴我：『要繼續！』」卓亦謙說。
電影是記憶的一種形式，卓亦謙知道，無論記憶是否是缺憾，它們終究會成為珍貴的回憶。
戲裡，小鄭有傑總是彈不好德布西的《Reverie》，爸爸很生氣的錄了下來。在最後的最後，錄音機壞了，裡頭的東西卻沒人忘記。朋友的事、自己的事，痛苦的、美好的回憶，阿卓好好說完故事了。
時間更晚了，在餐廳外抽幾根菸後，卓亦謙真的累了，他脫下了他的緞面劍領西裝外套，就像古典畫作《馬拉之死》的構圖，垂手在矮椅上躺了下來。
不過感覺上，他並不孤單，身上散發著很強大的生命力，阿卓好好地把頭靠在Genie腿上，小河馬則在一旁笑著。
四周只有屋內隱隱傳來的人聲，但他們身後，像有人彈起了德布西鋼琴獨奏曲《Reverie》中的G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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