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這些向來被泛稱「公股行庫」的金融單位，雖說在管理面上政府仍握有人事主導權，但極大部分行庫在民營化後，就業務而言幾乎已經無異於純民營的金融機構。所以輿論往往會針對營運績效或資產排名，指責這些公股行庫的排名落後，而推論營運績效不彰。但也常見到，當社會需要紓困專案或買水果需要時，這些已經民營化的金融機構就需要回憶起「公共」的身份，承擔起更多公益性的角色。
其實，深究這些金融機構之所以為國庫署所轄，關鍵就在於這些股份為全體台灣國民所共有，不論有無購買這些金融機構的股份，台灣全體國民都是這些金融機構的共同股東，當這些機構盈餘獲利時，也就是充盈了國庫之水位，而若不當損失時，那就是削弱了國民所共有的財富。所以，這些所謂「公股行庫」的真正責任應該可稱為「公股金融」，也就是藉由公共持有的股權來對這些金融機構施行公司治理，更應不同於純民股金融機構以股東獲利極大化為目標，讓這些金融機構在追求獲利的過程中，更可關注金融穩定以及公共利益之發展。
而IMF研究報告也顯示，各國公共銀行不僅在金融危機時可以發揮穩定金融的功效，甚至在因應疫情下，對紓困放款等項目也都比民營銀行扮演了更為吃重的角色。能擁有一個穩定的公共銀行體系，對於金融弱勢者的保障或者公共政策的達成，都會有正面助益。所以，如果針對公股金融的績效評比，也只看每一季獲利能力的ROE或ROA，那就是將政府代表國民所擁有的股權，看得跟財團的每一塊錢一樣，那公股金融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
針對我國當前需要的政策金融項目，包括綠能風電投融資業務、社會住宅的大力推動，甚或國防武力的開發提升等，若能善用公股金融各機構的協力，結合國人對於公股金融的信任，由公股金融帶頭發行各類金融商品，再遞延至民營全體金融機構，帶動我國資金流動，建設更好台灣，將是可行也是必行之路。畢竟，回顧一下，台灣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經驗，也是在政策上委託土銀，辦理「台灣省實物土地債券」與「都市平均地權土地債券」等金融創新，才能有效帶動金流完成政策。試想，讓公股金融聯合研發「台灣實物健康照護債券」，有效迎戰高齡少子化挑戰，那又是多好的金融創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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