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甲拔光、牙齒打斷、餵食餿水，酷刑般的遭遇，竟發生在1歲多男童身上。
3月初，一樁保母虐童案在網路爆出，震驚社會。母親入獄、父親失聯的一歲男童「凱凱」（化名），因家屬無力撫養，去年6月由新北市社會局開案，轉由台北市的兒童福利聯盟（下稱兒盟）接手「收出養程序」，成為一名陳姓社工手中個案。
去年9月，劉姓保母接手照顧等待收養的凱凱，不料短短3個多月，孩子就被凌虐致死。身為第一線照顧者，保母姊妹罪嫌重大，事發後雙雙被羈押，卻仍難平眾怒，這把火也一路燒向兒盟社工。
「會很對不起男童嗎？」「訪視報告有沒有造假？」三月十二日，大批媒體擠在台北市文山二分局門口，麥克風指向的「嫌犯」，是身著雪白羽絨衣、不到三十歲的陳姓社工。她雙手被上銬、不發一語走進警車的身影，成為電視不斷播送的畫面。這天，一名社工成為國民罪犯。
陳姓社工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在凱凱離世前，她曾在9到11月間三度訪視，期間發現男童額頭「因撞到」瘀青，也得知他「牙齒磨光」被保母帶去就醫；經家屬友人轉述，社工認為男童有如此劇烈的磨牙，「可能曾受刺激或不平等待遇」，但未能及時介入。
然而，社工真的罪重至須上銬移送？攤開 「直轄市、縣（市）政府運用居家托育人員照顧家外安置兒童處理原則」，針對收出養個案，社工訪視頻率為「首月1次、之後每兩個月1次」，兒盟每月訪視1次，遠超過標準；訪視內容原則上也依保母說法紀錄。
▲「虐童案」爆發後，近日有民眾自主發起哀悼活動。（攝影／陳睿緯）
難題一：社工專業有別
「收出養」、「兒保」重點不同
「她一定還是有失誤的地方，但這不是個人的問題，絕對是整個機構、環境的困境。」擔任兒少保護社工超過10年、與涉案社工為長期合作夥伴的小林（化名）點出。而回顧整起事件，確實凸顯出社工實務現場的三大難題。
首先，社工內部也有多種專業，包括中低收入審查、兒少保護、性侵害、收出養、長照等；這次事件，是「收出養」的社工，碰到了「兒少保護」狀況，兩者分屬不同專業系統，當外界一面倒質疑陳姓社工「敏感度不足」，在業界看來並不公允。
「就像兒科醫生，不會了解心臟科的專業。在社工工作裡，收出養、性侵事件、老人照護等，適用的法規流程、社工的訓練、現場觀察的重點都不同。」兒少保護社工、良顯堂基金會代理執行長徐瑜形容。
小林進一步說明，收出養社工每次的資料蒐集和訪視，通常聚焦在孩子的身心狀態、健康史，訪視重點在孩子的適應狀況，為的是讓收養人決定是否收養；至於兒保社工，個案通常已有一定程度的兒童受傷事件，訪視目的是觀察傷勢變化、釐清事件始末、評估家庭功能。
不只如此，兒保社工每年須接受數十小時的進修課程，一年可能親見近百位受傷兒童、近千張受傷照片；但對非兒保社工而言，只是零星個案。小林不諱言，目前很難要求收出養社工戴著「兒童虐待」的濾鏡，「即使是經驗老到的兒保社工，要確認是否兒虐，也極其困難，需要各方專家一起討論。」
小林建議，若政府重視這個問題，未來應補助經費給民間團體，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讓社工、督導也具備其他專業領域的基本知識，如醫院開辦的兒少傷勢辨識課程，就應廣邀不同專業的社工參與。
難題二：督導機制不全
只處理「生病」不涉「受傷」
再來，當社工在第一線無法判斷，將狀況帶回組織討論時，是否需訂定SOP？督導機制究竟有無發揮作用？這是第二道難題。
這次事件，兒盟坦言從事收出養服務30年來，從未遇過重大傷亡事件，內部只有處理孩子「生病」的SOP，沒有針對「受傷」的處理原則，引來外界質疑。
但徐瑜觀察，一般機構裡，確實不太有這類SOP，「因為孩子在生活裡會碰到的事情太多了。」當社工做了訪視紀錄，發現異常上報，督導應當做出判斷，如何調整前線社工的工作模式，引介不同專業單位的資源。「督導及工作系統是否有針對訪視異常的處理機制？這也是兒盟需要說明的。」
至於外界懷疑社工訪視紀錄可能造假，全案仍在偵查中，有待釐清。但徐瑜點出，在實務現場，確實會碰到個案說謊，在社工還未獲得新資訊前、紀錄所見所聞，就是當下的事實。
實際上，需要建立SOP的可能並非通報流程、訪視紀錄，而是社工在現場的判斷指引，例如一份「提問策略」。小林舉例，像是訪視發現孩子有傷，社工可以怎麼詢問？家長回答特定的話，可能代表什麼意思？這樣的指引，可由專家學者共同討論研擬，組織內部也該建立資料庫，從同仁的經驗集結成「攻略本」，有助第一線社工判斷。
難題三：更改訪視模式
列潛在加害人 恐傷信任關係
至於社工訪視模式是否需要改變，則是第三道難題。各界提出增加訪視頻率、公私部門社工共訪、不預告訪視等精進建議，但若未妥善規畫，可能影響社工與夥伴、家屬間的信任關係。
徐瑜點出，從凱凱案來看，社工與保母是合作同事關係，「原則上當然會相信你的夥伴，更何況她是由政府核可、具合法資格的保母。」她認為，若未來要將所有系統裡的人都視為潛在加害者，並非不可，但現有體制能否提供足夠的資源？
「不論是共訪或提高訪視頻率，政府這樣公開說，就是表明『我們不信任民眾』。」小林也強調，訪視模式若改變，政府得先做好宣導溝通，否則未來隨便一個社工都能到民眾家裡看小孩，「保母會覺得我是犯人嗎？這只是徒增各方的不信任，反而造成更多阻礙。」他建議祭出新作法前，政府須向大眾說明，社工的專業職責、目的為何，才能讓民眾安心配合。
至於地方社會局，當然也責無旁貸。民進黨立委林月琴指出，在目前「直轄市、縣（市）政府運用居家托育人員照顧家外安置兒童處理原則」定義模糊下，篩選保母的責任不明，主管機關可「自行或委託外部團體」媒合保母，但當委託後出事時，其實是將責任層層轉嫁出去。
「現在新北市政府覺得我給兒盟了，但當保母沒有選好時，誰來負責？要記得，安置費是新北市出的耶！」林月琴也說，法規裡需要媒合、訪視的「主責社工」，到底是公部門還是委外民間團體的社工？也不清楚。
她認為，地方主管機關的權責還是較大，未來要在法規明定，地方政府委託業務的明確監管責任。而現在收出養也缺乏一個「等待期」的法規，導致只能挪用「家外安置兒童」的作法，實際上，家外安置指的是家庭有困難、需讓孩子暫時安置時所用，並非針對收出養兒童。她強調，相關法規也須增訂調整。
老問題：社工量能不足
經驗斷層 留不住資深人才
各界希望強化社工角色，拉起最後一道防護網，然而，要因應社會期待，勢必得投入更多人力與資源，社工量能不足的老問題，再次浮現。
台灣社工人力長期匱乏，以2022年東亞地區的社工服務人口比來看，台灣平均每名社工，需要服務1249人；比起日、港、韓，台灣社工的潛在服務量，不只居四國之冠，更高出2到3倍。就業界行情，社工平均起薪不到4萬元、又肩負龐大案量，工作條件差，本來就難吸引人才。從衛福部2021年的數據來看，當年度符合社工師應考資格的大專畢業人數為2103人，但同年僅有七四三人取得證書，投入社工工作的比率僅約35％。
「現在社工人力的問題在於，經驗沒辦法累積和傳承。」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副理事長沈曜逸點出，社工並非沒有進補，而是留不住資深人才，出現經驗斷層，造成惡性循環。或許，這也是此次虐童案社工未能馬上察覺的原因之一。
為了增加誘因，衛福部在2020年祭出社工薪資新制，調整政府與民間單位社工的薪資結構。其中，公部門社工加薪幅度最高達3千元，而民間單位的新進社工，綜合各項補助後，月薪最高可達4萬4892元。
政策立意良好，但沈曜逸指出，這僅是提高薪資樓地板，對留住資深社工並無效果。目前民間社工起薪約3萬8，但一個年資10年的社工，月薪也才5萬元，成長緩慢，「付出和報酬不成正比，誰會想繼續留下來？」他也觀察，政府近年強力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之下，資源過度集中於公部門，導致社工人才流向政府單位，恐讓民間機構更難找人。
- 社會安全網計畫：行政院2018年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3年投入近70億元，以公私協力方式，增設兒少保護中心、社福中心、地方政府社工人力等。2021年持續推動為期五年的「第二期計畫」。
長期關注兒少權益的監察委員葉大華也認為，政策產生的磁吸效應確實要解決，「每當政府部門要調高社工薪資，或增加社工人力時，就是公私部門搶人大作戰。」她直指，未來政策還需要繼續「整體」提升社工薪資，不論公私部門、具一定年資的社工，薪資至少應隨物價指數調漲，接近公務員的敘薪模式。
「其實社安網布建那麼久，該補的社工人力這幾年都補充了，問題在於，是不是能布建到最需要的地方？」她進一步舉例，像新北市幅員廣大，兒保個案可能遠在貢寮、烏來，當政府要求提高訪視頻率時，偏鄉配置的社工人力也該調整。
「每個社工都用生命燃燒自己，很快就燃燒殆盡。」葉大華強調，不只薪資，必須為社工建立一個更合理、專業的支持環境，例如從社安網開始、引進諮商資源，「才能讓前線社工在承接社會傷痛時，有足夠韌性去面對。 」
專責醫師制失能
社政衛政斷鏈 雙北互踢皮球
事實上，這次虐童事件，不只凸顯社工圈長久困境，也反映社政與衛政體系斷鏈嚴重，扯破社會安全網。
少子女化問題嚴峻，衛福部為降低新生兒死亡率，提升兒童照護，自2020年試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去年11月推及全台，目標讓所有三歲以下幼童都安排專責醫師。首要之務是照顧幼兒健康，但當治療發現不當對待，也能通報社政系統，達到預防、發現兒虐效果。
幼兒專責醫師的收案對象，除了一般個案，還有「指定收案」幼兒，包括高風險孕產婦追蹤計畫個案，或經縣市指定且中央核可的收案對象，包含脆弱家庭、保護性個案、發展遲緩等社政單位建議應關懷的兒童。
然而，該計畫目標就是照護全國3歲以下幼童，加上凱凱來自脆弱家庭，更應指定安排；事發後卻發現「掛一漏百」，一個以「全面照顧」幼童的大計畫，竟連「最該優先照顧」的案例也漏接。
依新北市府說法，凱凱的社福開案單位是新北市社會局，但男童在新北照顧期間健康狀況正常，社會局認定他不是該計畫要優先照顧的「健康應注意幼童」，未納入指定收案。之後凱凱轉往台北市保母家安置，台北市社會局自認主責是社工訪視，專責醫師應由社福開案的新北市負責，也未列冊給台北市衛生局。
地方政府踢皮球，讓衛福部醫事司副司長劉玉菁感嘆，「顯然在幼兒專責醫師制度上，大家想法還沒有趨於一致。」她強調，專責醫師有透過治療發覺幼兒異常狀況的任務，地方不該只將「不健康」的幼童納入。其次，指定收案案量不多，不認為將個案納入，會影響到整體醫療資源；即使社會局有顧慮，也應將指定個案列給衛生局，由他們評估分配資源，而非自行排除。
社政與衛政單位認知斷裂，錯失可能救回男童的機會。事發後，衛福部社家署緊急發文給各縣市社政單位，強調會將全台177位3歲以下、收出養幼童全數造冊，指定專責醫師。
亡羊補牢之餘，兒科基層醫療事務委員會主委麥建方也建議，經過此案，衛福部應將醫師和社工權責分清楚，各自發揮專業。隨著少子化更嚴峻，政府有必要成立兒童專責司署，整合衛福部、教育部等資源，而非多頭馬車，再次發生兒童衛政及社政脫節狀況。
「橫向聯繫明顯不夠。」葉大華在去年巡查就發現，許多社工或民間團體，至今都不清楚什麼是專責醫師，要去哪裡尋求協助，「當社安網納入愈來愈多專業人員，政府要有一個窗口，讓資源能夠真正串接，除了固定會議，遇到緊急狀況，也要有應變機制。」
凱凱的離世讓社會群起激憤，中央和地方須痛定思痛，務實拿出改革解方，解決結構性問題，補上社政與衛政層層漏洞，才能避免讓下一個孩子再白白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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