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江國慶』的印象只停留在冤獄、刑求，從沒想過鑑識專家的證詞也是幫凶⋯⋯。」來自不同科系的台灣大學學生，正熱烈討論著25年前的「江國慶案」。這群事發當時還沒出生的大學生，在課堂上得知軍方提交的凶器鋸齒刀與法醫鑑定的被害者傷口形狀、長度皆不吻合，審判過程中卻無人提出質疑，導致年僅21歲的江國慶遭冤枉槍決以後，他們都感到極度震撼，甚至無法想像。
- 江國慶案：1996 年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內５歲謝姓女同遭性侵殺害，軍方刑求逼供，江國慶遭冤枉判死。
「開這堂課，不只是傳授司法科學基礎知識，更想藉由讓學生建立『隨時對權威抱持懷疑』的態度，未來如果有機會參與重大刑案審判，就可能阻止冤案發生。」說這段話的，是台大法醫學研究所所長翁德怡，因為「國民法官」制度將於2023年上路，她主動開設這門「國民法官必備之基礎鑑識科學」通識課，希望提供學生系統性的司法科學與鑑識專業知識，以勝任國民法官重責。
這門兩學分的通識課，修課人數上限為130人，但本學期（開課第二學期）竟吸引2450名學生登記搶修，是台大最熱門的通識課之一；開學第一周更有近5百名學生擠進教室想要加簽。
（攝影／蕭芃凱）
真相只有一個
要靠嚴謹證據拼湊趨近
「真相只有一個，但真相只有加害者與被害者知道，有時甚至連被害者也不知道原因，只能靠科學鑑識盡量拼湊出真相。」翁德怡認為，沒有藉嚴謹程序取得的科學證據，司法審判就難以實現正義。
因此，第一周課程就是「如何取得科學證據」，以著名的美式足球員辛普森殺妻案為例，說明凶案現場遺留大量血跡與鞋印，看似罪證確鑿，但因法醫在發現屍體後10小時才檢驗血液、蒐證過程不慎讓檢體被汙染，導致DNA證據可信度降低，使檢方無法提出能將辛普森定罪的決定性證據。
有法律系學生提問，為何偵辦分屍案時，檢警都會想盡辦法找出全部屍身？翁德怡解釋，屍體的每一部分都可能留有證據，找出愈完整屍身，就代表更接近真相，「這也和司法科學息息相關。」
翁德怡進一步舉例，當法醫解剖遭利刃殺害的遺體時，判定死亡原因與時間只是基本要求，也可能從刀子進入身體的方向、部位、深度等線索，推測凶手是慣用左手或右手、持刀傷人時是出於故意或自衛，這些鑑識中發現的細微差異，都將影響最終審判結果。
儘管尊敬專業，但翁德怡想讓學生知道，專家未必永遠正確，有一周的課程主題是「冤案科學證據解析」，列舉各種因方法錯誤而出現偏差的證據。例如尿液毒品檢驗，若以免疫初篩檢驗可能出現「偽陽性」，必須經過特殊認證實驗室進行的「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才能成為司法證據，「冤獄不一定是有人羅織罪名，使用『科學證據』佐證的專家也可能誤判，千萬不要迷信『科學』。」她說。
翁德怡是國內唯一同時具備法醫毒物學及臨床毒物學專長的醫師，但刑案科學鑑識涉及的領域遠不只有法醫，因此，翁德怡也請來酒駕、火場鑑定等不同領域專家擔任客座講師，讓學生了解不同專業人員為探索真相所使用的方法，以待擔任國民法官時，能客觀審視證據的合理性。
在翁德怡眼中，嬰幼童被凌虐致死的案件，是實務上法官見解與鑑識專家意見最常產生落差的領域，因此特地將「兒虐鑑定」納入課程。
「小朋友受傷後容易復原，有時就算受傷死亡，解剖時也看不出瘀青或傷痕。」翁德怡解釋，法醫在解剖報告上寫「未見瘀青」，結果就是兒虐通報率逐年增加，但少有人因兒虐重傷害、致死被判刑。
「曾有嬰兒腦損傷死亡，法醫鑑識判定死亡主因是嬰兒搖晃症候群，搖晃頻率是兩秒內超過5次，且要有高頻率地搖晃才會有風險，但法官、檢察官卻相信家屬把他丟高高這種鬼話。」談到兒虐案，翁德怡語氣突然有些激動。
避免因科學瑕疵錯判
30年揪出一次就值了
檢察官、法官因為太常審理類似案件， 易落入「隧道視野」，因此國民法官適合擔任踩煞車的角色。藉由訓練學生發現不合乎常識的敘述，未來他們若擔任國民法官，或能讓專家停下來審視科學證據的真偽，調查案件其他的可能性。
翁德怡原本是位埋首實驗室、醉心於研究的醫師兼毒物學家，會「跨界」開設國民法官通識課，是受長年致力於冤案平反的法醫所前輩李俊億教授感召，「社會矚目的蘇建和案、鄭性澤案，都看見他發聲檢討鑑定疏失，讓我感受到法醫可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未來的國民法官，也肩負同樣重大的責任，我希望能用專業幫上忙。」她說。
修課學生也感受到翁德怡的熱忱，一名醫學系楊同學就說，與其批評媒體報導重大刑案偏離事實，主動發掘真相才最能守護心中價值，他希望未來也有機會被選為「國民法官」，做出更完善的判斷，和台灣的醫學與司法共同進步。
翁德怡心目中的進步，是透過國民法官制度釐清問責，讓法庭上不再出現有瑕疵的科學證據，避免下一個冤案再度發生，「未來我還是會繼續開這門課，只要在30年當中能避免一次錯誤的判決，我覺得就值得了。」
.jpg)